■一年前，北大5名法学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并获得热情回应，“那是破天荒的事”。

    ■一年之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仍然遥遥无期，而越来越多拆迁引发的悲剧故事，却不断传入5个人的耳朵里。

    等了一年没有结果

    姜明安没有想到，在与4名同事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希望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年之后，他们会怀着同样“焦虑又无奈”的心情，重聚在一场研讨会上。

    11月13日，当这名北大法学院教授与几名同行重新讨论起修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节时，这一曾经的舆论热点已经悄无声息。“中国无数的媒体人士，还有公众都以一种焦虑并且无奈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年。”研讨会上，另一名参与“上书”的北大教授王锡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一年时间还没有下文。”

    在过去这一年，他们一度满怀期待。3个政府部门曾先后邀请他们前往座谈，法案修改意见也早早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年初，有记者采访姜明安，他甚至兴冲冲地推测：“最晚五月，新拆迁法就可以出台！”

    但随后，修改法案的步伐停滞了，直至今天。与此同时，报纸上与拆迁有关的悲惨故事却越来越多。姜明安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想不通，“拆迁新法迟迟不出台，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作为学者，应该做些什么

    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5名参与上书的教授对拆迁的关注，原本只停留在新闻里。

    姜明安关于这一话题的最早记忆，是2006年发生在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那一次，当地官员的一句口号流传甚广：“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让他难过一辈子。”

    但真正让他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的事，发生在2009年11月。因为自家投资700多万元的综合楼只获得了217万元的补偿款，成都市金牛村47岁的农妇唐福珍在拆迁队员面前选择了自焚。

    半个月后，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在下班回家后从妻子口中得知，唐福珍最终不治身亡。“接二连三的暴力拆迁事件，让我们感到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沈岿说，“除了在心底向唐福珍致哀，我觉得作为学者还应该做些什么。”

    很快，这名年轻的教授联系了自己的另外4名同事，希望“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去一份联合署名的书信，建议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在署名处，几个人把年纪最大的姜明安排在了第一位。“他们都说我是老师，希望我可以打头阵。”姜明安在事后解释说。

    五人联名发出建议书

    2009年12月7日，这份名为《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的材料通过特快专递，被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份3000余字的建议书中，5名法学教授提出，国务院2001年颁布、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

    这一抵触被他们细化为3个方面：征收补偿主体被定为拆迁人而非国家，因此拆迁补偿关系也被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而非行政法律关系；原本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的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在“拆迁管理条例”中被延长到了拆迁阶段；甚至，根据条例的规定，拆迁管理部门在依法征收之前就可以向执行人员发放拆迁许可。

    “如果处理不好……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在建议书中，他们这样写道。

    很快，这一被媒体简化为“五教授上书人大”的事件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一开始，几名教授并没有期待自己能得到回复。在此之前，已经有律师、退休教师等不同领域的人们就“拆迁管理条例”违宪的问题先后好几次上书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而这些上书无一例外如石沉大海。

    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一次的情形会有些不同。

    当时的事态很乐观

    时隔一年后再谈起这次上书行动，姜明安等几名教授苦笑不已。不过，在当时，事态看起来一度很乐观。

    建议书发出刚一个星期，2009年12月14日，王锡锌就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的电话邀请。在这个电话中，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邀请5名教授参加一场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研讨“拆迁管理条例”。

    王锡锌称赞，这一邀请“是比较积极的回应”。除了陈端洪有事不能出席，其他4人都应邀参加了这场座谈。

    王锡锌在随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研讨会的气氛非常热烈，非常成功，“对于重大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和争论。”

    不过，几个月后，沈岿则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记得，“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专家方面在阐述观点”，除去政府部门介绍情况的时间，“双方仅做了简单的交流”。

    无论如何，这一座谈被几名教授和外界解读为政府方面释放的巨大善意。法制办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对条例的修改非常重视。而学者们向媒体介绍，他们得到的回复是，正在征求意见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取代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仿佛是对这种善意的确认，半个月后，12月29日，5名学者再次受到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邀请，前往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

    姜明安当时很兴奋：“这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人大法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对5名“上书”教授的官方回应。

    几次座谈之后，2010年3月的“两会”期间，关于拆迁法律法规的修改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专家们对立法时间做出了乐观估计，而政府方面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困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

    如今，住在北京西北方的家里，姜明安主要通过报纸和网络，了解一个接一个的拆迁闹剧。他发现，经过一年的等待，一切仍然在原地踏步。

    在“两会”期间的讨论热潮结束之后，原本看起来正在加速进行的“拆迁管理条例”修改进程，好像被人突然踩了“急刹车”。5名上书的教授再也没有接到官方的反馈。到后来，他们只能聚在一起，来“猜测”法律制定、修改的进程。姜明安曾经公开或私下提出过一些意见，而法制办的回答则大同小异：阻力太大、情况复杂。

    困难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面对记者采访，几名教授都认为，困难主要来自“地方的阻力”。沈岿甚至直言，阻力正是“目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制”。“城市化和旧城改造均能对GDP实现便捷的拉动，拆迁中的巨额土地出让金早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沈岿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推进拆迁制度改革会遭遇地方政府的强力掣肘。”

    沈岿曾收到一个地方法制办主任的来信，认为新条例偏向个人的利益却“忽视集体的利益”，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还有政府官员直言，新条例“在经济上没有可行性”。

    不过，即使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姜明安仍然坚持，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应当“一股脑端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可不敢再估计修改时间了

    王锡锌也相信，如果把阻力放在阳光下，“公众肯定会和立法部门站在一起”。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公开，完全“关门立法”，人们不仅不知道立法什么时候完成，也不知道最终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很可能立法完成了，大家还是大失所望，”王锡锌说，“这样的心理落差反而更可怕。”

    就在5个教授的观望和等待中，“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好像已经被官方淡忘，曾经释放出的善意似乎也逐渐销声匿迹。姜明安甚至忍不住向自己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打探消息。

    今年5月，当“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停滞的疑惑在公众中愈演愈烈的时候，姜明安曾经信心满满地向媒体表示：“条例的修改绝不会胎死腹中，毕竟它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现在，他说自己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11月15日，有人请他再估计一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什么时候能完成，他有些尴尬地笑着说：“不知道，我可再也不敢估计了。”

    本版稿件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