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

    看到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婚姻，便会想到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都是兄长无意间牵的线。只是李蕙仙比张幼仪幸福，因为梁启超并没有抛弃她。

    1889年，梁启超17岁。在这一年的广东乡试中，他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爱才之人皆惜才，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于他，一桩姻缘就此缔结。两年后，二人完婚。

    梁启超为什么会对李蕙仙不离不弃？看李蕙仙的照片，一望便可知是贤良淑德之女。新婚时，梁启超借用了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李蕙仙不嫌他家境贫寒。南北方的气候差异很大，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广东溽热难当的气候，但这位生于官宦之家的大小姐，并没有被气候吓跑，也没有怨声载道，而是凭着坚忍的毅力顽强生活了下来。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按说李蕙仙可以不那么极尽孝道的，但她日夜操劳侍奉，无怨无悔，此举让她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蕙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他还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1915年护国战争时，梁启超去参加护国军，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反而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李蕙仙可以称得上是深明大义的贤内助。梁启超后来在给爱妻的信中这样写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闺中良友”，这四个字道尽了梁启超对李蕙仙的别样深情。

    两人在日本重聚时，李蕙仙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他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或许幸与不幸皆为命。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涕泪纵横，不久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夫人逝世后的心情：“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众所周知，梁启超与李蕙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但这一架却让梁启超为此悔恨终生。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梁夫人得病的原因时说：“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这一次所谓的“打架”，是指1914年他本人诸事缠身，在司法总长任内又接任币制局总裁一职，想辞又辞不掉，加上妻子马上要分娩，他很是消极。这样的心态，家庭吵架自然难免。

    后来，在追悔莫及中，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这样的祭文，让人不由忆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情，怜子如何不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