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人物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因“任期已满”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六、停止大学办分校;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八、实行教授定编制;
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他依然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校之殇》付梓。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
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
记者:您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您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亡之意，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学风乃是学术生命之源，学风正，则学术兴旺，而学风坏，则学术凋零。我国高教上的种种弊端，都与大学精神丧失息息相关。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道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的乱象又是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
几天前，我与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先生讨论高教问题时，他说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里居然没有教育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设立了教育部，但在其管理职责上，都是不管……而中国教育部恰恰相反，其职责是要管、统统管，甚至连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能否在校外租房，大一学生能否买电脑等，也都要发个文件。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难道大统一的计划教育部能够振兴中国的教育吗?教育部放权了，就会出现我国教育改革园地里百花争奇斗艳的大好景观!
记者: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权力，制定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侧重点，办出各校的特色。
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这不又重蹈老路了?
记者: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数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朱清时提出了不少好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对于这所新办的大学，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充满着期待。
最近，从媒体上得知国家教育部批准了筹建南科大，并同意把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我不禁担心，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再后来还要批准研究生授予权，最后还得接受它的检查和评估，这不又重蹈大学体制的老路了?请问:哈佛大学先于美国建国，它是由谁批准的?以色列建国前，于1932年创办了希伯来大学，它又是谁批准的?我国的西南联大又是谁批准的?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我国高教领域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完全替代了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
记者: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尊重教授地位的表现。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比如汪晖事件爆发已这么久，清华大学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查清事实真相，却久久没有组织调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孰是孰非，绝不能靠批汪和挺汪的人数之众，而只能依靠事实。
过去发生在另一所大学的学术抄袭，群众纷纷要求身为院士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调查，但他却说:“没有党委的指示，我不能调查。”这就说明，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受到了掣肘，也就是说，学术腐败涉案人员，受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保护，所以清查腐败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无论是清查经济腐败或是学术腐败，都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委员会，秉持“只认得真理而不认得利害”的大无畏精神。
记者: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您认为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也成了绝唱，其教训十分深刻。既然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那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它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地高喊改革、创新，但只打雷，不下雨;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它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
不避刀俎，为教育改革呐喊。
记者:您有不少学生都是在教育部或者大学任职的，他们怎么看您对中国大学的激烈批评?
刘道玉:近年来，我发表过许多教育评论和访谈，说是批评也好，或是炮轰也好。但是，我既无意取悦谁，也绝不想伤害谁，只想根据教育规律，说自己想说的话，仅此而已。当然，我知道自己发表的某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在位的某些领导者的不快，目前我还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压力和麻烦。
但是，遭受不公平的事是有的，如我该享受的待遇被剥夺了，我应该参加的活动不被通知，学校也一直在致力于“淡化”刘道玉的影响或“去刘道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我十分友善，在他们权限内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一个人的志趣、个性、信仰和价值观一旦形成，那是很难改变的。为了坚持真理，我不顾个人利害。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避刀俎，永远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依然不停地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