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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妙家人的“不信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事实上，药家和张家完全有可能建立信任。许涛和王辉都告诉记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一位57岁的朴素农民，在女儿遇害后不久曾连续多次找到刑警队、律师，主动提出希望见一见药家鑫的父母，“想看看药家鑫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养出了这样的孩子！”

    “当时在张平选的心里，对药家鑫父母是有同情的。”但让许涛感到费解的是，对于受害人家属的这一主动请求，药家鑫父母一再予以拒绝，“不愿见面”。

    王辉说，本来就是他们主动上门，自己也不会见。但岳父主动找了三次，他们竟不见，“药家鑫杀人说是因为农民难缠，都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路钢解释，当初药家鑫父母是有顾虑的，一是钱没凑够，见面也没有实际意义；二是担心进村之后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再就是觉得没有脸见。

    王辉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根本就没谈赔偿的事，说什么钱？”安全问题更是无稽之谈。至于律师后来留下的药家鑫父母的手机号码和座机号码根本没人接。只是在后来警方提出将张妙下葬后，张家通过警方先后两次拿到了药家提供的1.2万元和3000元丧葬费，前后间隔半个月。

    直到案发后的第128天，张妙家人和药家鑫父母才有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见面。

    那是2月25日。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家招待所的包间内，药家鑫的父母在律师路钢及助手的陪同下，与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以及一教师朋友、许涛，坐到了一起。当地媒

    体两位记者现场见证。

    “药家鑫的母亲一进门就下跪，药家鑫的父亲则不断说着对不起。”许涛说，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药家鑫的父母将带来的3万块钱放在桌上，张平选没有要。双方见面约持续了十几分钟。第二天，药家鑫母亲向受害者父亲下跪道歉的照片在当地报纸上刊发。

    “我当时就火了！”张显从照片上一看到路钢顿时就非常生气，“前一天晚上，我们去法院领传票，有本地报纸记者喊我们一起吃饭，路钢在场，但始终没有介绍，我们以为他也是记者呢，结果是摸我们底牌来着！”

    张显感觉被愚弄，“这是知道马上就要开庭了，才来收买我们。”

    这无疑加剧了双方的芥蒂。许涛在与他们长时间的接触中明显感觉到，正是在这种冷漠的态度面前，“张妙家人可怜对方的心最终消失，直到演化到不要一分钱民事赔偿也要看到药家鑫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为什么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投案仍被视为自首？为什么药家鑫10月23日归案，直到一个月之后的11月25日才正式批捕？为什么案发5个多月之后还迟迟不宣判？

    4月13日傍晚，王辉不断抛出一连串的质疑，认为是药家在操控这一切。

    而在3月23日的一审中，法庭突然邀请包括药家鑫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在内的400名大学生旁听，却只邀请25名张妙家属旁听，并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这更加深了张家的不信任感。

    法庭问卷调查风波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律师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

    张家的不信任感是全方位的。法院第一次通知3月3日开庭一审，后来被推迟到3月23日，法院解释是检察院方面补充调查药家鑫的第二起车祸。

    为什么一审在案发后5个月才开庭？律师许涛说这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对比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的马加爵案、杨佳案的庭审速度还是有些晚。张显则认为，在这时候推迟20天，“正好隔着全国两会，或许会有废除死刑的讨论。”

    张显不相信事情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一审开庭期间，法庭给了他们25张旁听票，但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母校)却派来更多的大学生旁听，他当即愤怒不已：“请这么多药家鑫的同学来，是要吵架吗？”

    当公诉人表示认可药家鑫自首情节时，他在法庭上拍了桌子。

    曾经在马加爵案中担任受害者家属代理人的上海知名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富敏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药家鑫案受害人家属“怀疑一切”的态度其实是对司法公正性的不信任。

    “他们坚决不要赔偿，其实是担心这会影响到最终的判决。其实在刑事案件中诉求民事赔偿是他们的权利。”在富敏荣看来，公众关注药家鑫案，其实很多也是基于跟受害人张妙家属一样的心态。放大而言就是对整体司法环境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问卷调查，则加剧了这一不信任。

    3月23日的药家鑫案一审现场，在法官宣告择日宣判之后，一份写有三个问题的问卷被发到现场的旁听者手中。

    当时，容纳600人的庭审现场，400名是大学生。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的一位大二学生参加了此次旁听，她告诉记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学校的教学基地，那天他们一共有240名同学去参加了旁听。但据她了解，也有人说是去了280名，其余三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陕西空军工程学院分别去了40名学生。

    “当天早晨临时通知，并没有说去了之后还会有问卷调查，只是要求写一份旁听感受。”该同学表示很意外会有问卷调查，“但后来老师说不要随便接受媒体采访。”

    这份问卷向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陈述一下该案案情；2.你认为应该怎么判？3.你对法院的庭审过程有什么建议？

    “法官说在最终的宣判中会听取这些意见，同学们因此都比较慎重。”该同学观察到，“多数人倾向于死刑缓期执行，也有一些人写死刑。”

    路钢表示此举并不逾规，许涛

    对此拒绝评价，张显断定这是“阴谋”，而富敏荣认为这是明显瑕疵。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马加爵案中，社会舆论普遍同情马加爵，公诉人没有提死刑立即执行，是上海律师提出的。其实舆论越集中，司法就应越独立，受舆论影响摇摆只能伤害自身公信。”

    他还算不上“富二代”

    张显在跟记者交谈时不断提到从未出现在媒体上的药家鑫外公，认为他的外公可能很厉害，“家里有钱”。本报记者多方查询获知，药家鑫的外公名叫段生钢，是中国重型机械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还查询到他2006年的养老金水平，“每月912.9元”

    就在张家一步步升级的不信任背后，药家又怎样呢？

    早在药家鑫肇事、杀人案发生后，2010年11月28日，当地的华商报首次刊发药家鑫案报道并提到，“他(药家鑫)的爸爸下海经商，家庭条件还可以”，但网上很快有人以“爹影重重”解读回应。

    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在西安采访期间，本报记者专门就此进行了调查。

    事发前，药家鑫一家住在西安市二十街坊华山厂宿舍内。但他们的邻居告诉记者，药家在事发后就搬走了。

    路钢说，他们怕被曝光，已经临时在外租房住。

    4月13日，其几位邻居分别向本报记者表示，药家的家境算不上好，其父药庆卫2003年转业时一次性拿到了不到30万的转业费，“要说钱，这是最大的一笔钱”。其母段瑞华，之前在华山厂仓库工作，现已退休，退休金每月

    1000多元。

    曾对此案进行长期调查的当地记者也提到，“药家鑫算不上‘富二代’，否则也不会四处做家教。”曾请药家鑫教孩子弹钢琴的一位西安市民说，药家鑫在给他家孩子做家教的同时，还给西安北郊及城内的几个孩子做家教。

    另有人提到的一点是，药家鑫案发前使用的手机现在由其母亲使用，“至今付着按揭”。

    张显在跟记者交谈时曾不断提到从未出现在媒体上的药家鑫外公，认为他的外公可能很厉害，“家里有钱”。本报记者多方查询获知，药家鑫的外公名叫段生钢，是中国重型机械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4月13日，本报记者从该研究所老干部处了解到，今年75岁的段生钢在1996、1997年间退休，在岗期间是研究所的一位普通高级工程师，既没有达到教授级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老干部处负责人从手头上的一份材料中，查询到他2006年的养老金水平，“每月912.9元”。

    种种迹象显示，药家鑫还算不上习惯意义上的“富二代”。

    路钢也曾试着向受害人家属解释，药家鑫的父母一直在积极筹钱，但因为实在凑不起来，眼下只凑到了30多万。但王辉及家人并不相信这一说法，他对记者说，“他们为什么不为我们花钱，那是留着钱给他们儿子花，只要他们儿子判了死缓，就得花钱。”

    死，还是不死？

    从网友的调侃回复中，人们似乎读到了公众舆论关注药家鑫案的更深层次原因———药家鑫案的结果实际影响到了大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已经过去了20天、21天、22天、23天……张家和消失的药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一审的宣判结果。

    张显感觉“很快就宣判了”，他见到记者就问“你觉得这个案子最终会怎么判”？“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药家鑫那边”？他知道这桩故意杀人案已经不是当初简单的刑案，而是舆论的焦点，并不断从中判断什么对他们有利什么对他们不利。

    “你看，晚上我要去北京，凤凰卫视也要录节目。”4月12日下午，药家鑫的刑辩律师路钢拿着一份来自凤凰卫视的邀请函跟本报记者感叹。入行11年来，药家鑫案和他之前代理过的所有案件相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舆论高度关注。 

    尤其是在3月23日开庭之后，路钢“激情杀人”的辩护、央视对药家鑫的报道、公安大学李玫瑾对药家鑫的心理分析，孔庆东对央视报道的痛骂，以及是否从药家鑫开始废除死刑的争论，接连引发公众舆论狂潮。一时间，围绕药家鑫死或不死的讨论，如同水火两派，各成阵营。

    而在等待一审判决的20多天里，各种猜测和谣言又在网上传起。有网友发问：“为什么马加爵案从逮捕到处死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而这么一起事实清楚的刑事案件却迟迟不判？”

    甚至在一些论坛上，网民发起了“假如你被车撞，爬起来说句什么话最安全”的大讨论。

    不少网友都表示，要选择装死，否则会被捅死。至少也要声明“没记车牌号”。

    而从网友的调侃回复中，人们却似乎读到了公众舆论关注药家鑫案的更深层次原因———药家鑫案的结果实际影响到了大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富敏荣也关注着这一点，他说，公众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了法律的庇护。

    为了赢得更大的舆论支持，张显在新浪网开通了微博，他很满意自己的“成绩”，4月13日晚他告诉偶遇的两位本校学生，“现在我微博的粉丝已经4.7万多，博客点击量25万。”

    在信任司法或是舆论之间，张显近乎本能地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最终的判决必将藏于舆论的走向之中，只有取得占据优势的民意支持才会获取更大的判决成功的可能。

    于是，在这起大学生杀人事件中，这位大学副教授最终把希望寄托给了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