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醉驾触刑，首先为公众人物敲响了警钟。公众人物是享有更多资源优势和话语权强势的群体，应当在遵纪守法方面为社会公众作出良好的表率，而不要指望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与“开恩”。

    □特约评论员 潘洪其  前天晚上，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酒后驾车，在北京东直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四车连撞，四人受伤。经检测，高晓松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mg/100ml，按目前酒精含量80mg/100ml作为酒驾和醉驾的分界线计算，已达醉驾标准。目前，他已因涉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以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醉驾被刑拘第一人”，而高晓松此次醉驾肇事，则在全国范围内成了“醉驾被刑拘第一名人”。由于名人效应所产生的“放大作用”，较之一般的醉驾入刑案件，高晓松醉驾触刑显然具有更高的舆论关注度，同时也具有更典型的警示意义和更突出的普法价值。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几年前某知名相声演员有次酒后驾车，遇到警察检查，心想这下完了。没想到警察是个追星族，一见到这位演员，激动得不行，全然忘记了执法，乐颠颠亲自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现实生活中，有些名人明星的确挺把自己当回事儿，以为像酒后驾车这等“小事”，警察查到了一定会“认得我这张脸”，给个面子放过去的。在此语境下，一些网友相信，高晓松不可能不知醉驾已经入刑，但由于他一向“牛”惯了，总以为自己是大名人，即便醉驾出事，警察也不至于会把他怎么样，所以才知法犯法，醉驾上路。

    不过，高晓松肇事后对警方执法十分配合，没有明显的倨傲态度和抵触表现。另一种可能是，作为一名十分活跃的音乐人，高晓松近期一直忙于音乐创作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此前在美国为电影《大武生》做后期，前天特意赶回北京参加发布会，接下来还要继续为电影做后期以及制作主题曲；昨天原定还将飞赴参加《中国达人秀》节目录制)，实在无暇认真学习《刑法修正案(八)》的具体条款，他大约听说了5月1日起酒驾醉驾行为将受更严厉惩处之事，但到底是怎么个“严惩”法，或许他并不知其详。据报道，高晓松昨天上午对民警说：“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认为自己醉驾肇事只是“违法行为”，这句话证明高晓松对“醉驾入刑”其实知之甚少，甚至可能一无所知。等到他知道(未造成严重事故的)醉驾行为已经由“违法”上升为犯罪，醉驾者一经发现，一律吊销驾照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照时，已经悔之晚矣。

    从这个角度看，高晓松醉驾触刑，首先为公众人物及官员(包括公务员)敲响了警钟。公众人物、官员是享有更多资源优势和话语权强势的群体，应当在遵纪守法方面为社会公众作出良好的表率，而不要指望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与“开恩”。像高晓松这样的公众人物，如果醉驾触犯刑法，除了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刑拘、罚款)外，主要还是公众形象将受到一定影响，但公务员如果醉驾触刑，除了要被刑拘、罚款之外，按照《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规定，他还将面临着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的命运。当初在审议《刑法修正案》的“醉驾入刑”条款时，就有人提出，“醉驾入刑”条款若获人大常委会通过，那么公务员仅因醉驾就要被开除公职，这种处罚太过严厉，对公务员很不公平。现在，“醉驾入刑”条款已经生效，公务员醉驾理当被开除公职，这必须成为高悬在所有公务员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此警示公务员严于律己，严格守法，自觉远离酒驾醉驾行为。

    正因为醉驾入刑将使醉驾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公众人物而言，这种代价可能尤为沉重，所以，必须严防公众人物特别是公务员施展某些特殊手段，以达到规避刑责、降低代价的目的。必须强化包括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制约体系，防止在公安机关执法和司法机关追究醉驾者刑责这两个环节上出现非法交易，防止醉驾触刑的公众人物成为“漏网之鱼”。这次高晓松醉驾触刑，他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下次如果是某个公众人物或公务员醉驾触刑，他同样必须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既是对所有机动车驾驶人的警示，也是对负有执法、监管、治理职责的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