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峰

    上世纪90年代，我还是一单身小伙，单位分的宿舍就在大明湖畔一座老式的旧楼里，与垂杨深处的稼轩祠堂东西相对。那楼据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显然是一大户人家的别墅，而且能占得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可以想见当时的楼主是何等的风光。

    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了两年的梭罗说过：“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的确，住在湖边，人很容易静下来，况且，家徒四壁，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无他事分心，读书正当其时。

    我住进去的时候正值冬天。暖气自然是没有的，而窗户由于年久失修，有几扇无法关紧，只得任由迫人的北风掠过萧瑟的湖面长驱直入。所以，每天吃过晚饭后的最佳去处便是钻被窝，捧一本有趣的小说，在暖烘烘的“电褥子”的温柔乡里，消耗着静静的夜晚。大明湖的夜是宁静的，远离了市区的喧嚣、世人的浮躁，偶尔，从北面的火车东站传来一两声凄厉的汽笛声，在空旷的夜里，经过了距离的过滤，到了耳边也有了一种诗意的美，让人想起“汽笛一声肠已断”的句子来。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楼门前有两株丁香，一株是白丁香，一株是紫丁香，开花的时候，整个小楼都浸在清雅的香气之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丁香花。先前读过一则关于丁香花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自恃才高的书生在酒席上与人斗气对对子。对方显然也是高人，提起酒壶，在酒杯里点了三滴，出了上联：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冰”的异体字为“水”字上加一点，故有此句。书生绞尽脑汁还是对不出，颜面大失，回到家中一病不起，不多久竟抑郁而死。第二年，他的坟上开了一簇丁香花，人们明白，这是书生用生命对出的下联：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我仔细打量这两株丁香，微风过处，千百朵花头攒动，当真是“百头千头万头”，由此对这则凄美的故事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先贤常说“从无字句处读书”，当是至理。当年，国学大师刘文典在皎洁的月光下给学生讲授《月赋》，正是将有字书和无字书结合的典范。

    家居明湖，离当时的省图书馆仅一院之隔，我恐怕可以算作省图书馆最方便的读者了。许多个星期天我都是在省图的阅览室里度过的。星期天的早上自然要睡一个难得的懒觉，九点或十点起来，洗漱完毕，吃点东西，便沿湖边，穿遐园，到省图读书。有时读得兴起，直到下午四点闭馆，才意犹未尽地到街上填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再稳稳地沿湖边漫步，踱回家中。这样的日子，颇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飘然之感。

    不过，在省图读书，有时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当年的书库并不是开放式的，读者必须先查阅图书索引，抄下书名和书号，交由工作人员进书库取出。工作人员的态度不是那么热情，似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店的售货员。有一次，因为所借出的书不称意，连续借了几次，借书证就被工作人员掷还了回来。我很是迷惑，工作人员不耐烦地用手指指旁边的借阅规则，原来规则规定，每人每天借阅不得超过4次。吸取此次教训，再来借书时，我事先总是做足准备的功课，不再盲目借阅。我的经验是：热门的畅销书肯定是借不到的，不知名的不可乱借，以免浪费有限的借阅次数；最保险的是不引人关注的经典名著。循着这一借阅法则，我在省图阅读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茨威格的《爱与同情》、海明威短篇小说集等一批经典名著，以及吕思勉的《三国史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学术名作。

    结婚成家之后，我就搬离了大明湖。如今，住宅环境自然优越了许多，房子虽不算大，却也光亮温暖，单辟的书房窗明几净，要说坐拥书城，似显夸张，但书架上的书越买越多却是事实，然而真正静下心来坐下读书的时间似乎是越来越少。近日读孙犁先生的文章，他觉得野味读书乐趣最大。他说：“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这让我想起了在大明湖居住读书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中的寒风、蚊虫、泥泞的小路渐渐地淡出，越来越鲜活的是润湿的晚风里荷花的清香、池塘深处的蛙鸣，以及坐在书桌前充盈心间的那分恬然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