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古语说，人挪活，树挪死。现在科技发达了，大树能够带冠移植，也就颠覆了古人的断言。有了这项技术，移栽一些大树，立刻造就景观成了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不为这些举措喝彩。而天桥区将移植3000棵带冠的大树落户13条新路两旁，是此城的一件幸事。

    然而树可以移来也可以移去，市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来的树都很好，为什么要移换新树？无论从移植费用还是树的成活风险来看，都不划算，移树造景在指导思想上已不是简单的绿化行为，而是在决定着那些已经落户的行道树的命运，让人时刻为那些树，和那些树背后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忧心！

    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树才是永久的“居民”。市民喜欢树，喜欢百年大树，是对生命的景仰。一个人在生命的过程中总要为世界留下些鲜活的东西，树是最好的纪念。而如果从政绩观上看，则另有诠释：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打上自己的烙印。于是不惜否定旧有的，树立时新的，在植树的问题上就不惜剥夺树的生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来被喻为美德。如果换成后人可以随便伐旧植新，这种美德也就消失殆尽了。这大概就是树木庇荫的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