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暮春，根据中央的部署，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同志到章丘挂职，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被毛泽东主席誉称为“党内一支笔”、“马背书法家”，而他在章丘几年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俭朴的生活态度也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干甘当“九品芝麻官”

    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今，章丘县委的诸多老干部还清晰地记得舒同书记来县委报到时的情景。1961年4月15日清早7点半，一辆六成新的“华沙”牌银灰色轿车在县委大院缓缓停下，舒同书记穿一身洗得泛白的中山装，从车内迈出，和办公室门前的人群逐一握手、点头致意。没有迎宾纳客的鼓乐，也没有举行热烈的仪式，氛围略显平淡。事后人们才知晓，这冷落的场景是舒同书记临来前通过电话交代所“导演”的一幕。

    和舒同同居一宿舍的县委行政秘书赵金祯，有一次晚饭后和舒同书记在一起闲聊说：“您是劳苦功高的老革命，到下边来当‘芝麻官’，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舒同书记笑吟吟地作答：“真英雄要通文善武，好公仆要能上能下！”赵金祯也含笑回敬：“您来基层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接任于困顿之中！”

    在县委任职五年多，全县十七处人民公社、1100多个生产大队，舒同几乎走访了大半。他多次去垛庄公社麦腰大队、闫家峪公社青野大队、相公公社七郎院大队、普集公社大柏大队等众多单位巡查走访。上任当天，报到之后即由工作人员引荐，立马神追地去明水公社查旧大队视察春季农业生产，到地瓜育苗现场去了。

    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季节，无粮断炊的人家很多。由于饥饿难耐，社员都一边往沙床上摆放瓜种，一边大口吞食瓜母。看见有领导前来检查，都忙不迭地把啃在嘴里的瓜母往口袋、衣襟下藏掖，有的甚至塞进裤腰。眼前这令人震惊的一幕，舒同书记看在眼里、印在心间，他问在场的妇女队长：“瓜种有没有剩余？”回答说：“薯类是高产作物，每年都留下足够的瓜种保证育苗……”

    舒同书记回到县委，当晚即召开常委会，建议下发文件，要求各生产大队把育苗后剩余的瓜种，区分劳力、老幼两种类型，立即全部分配到户；不允许干部私分、多分；坚决杜绝出现饿病、饿死社员的现象发生。 

    春播任务结束后，舒同书记即转移到吕家大队包村蹲点。这个村子濒临绣江河，地肥水美、旱涝保收，历史上便有“粮食囤”之称。按当时的规定，舒同书记在他所负责的村西300亩玉米高产地田头上，竖起了一人多高、形似黑板状的一方四腿立式牌匾，上面朱红大字写明主要分管人姓名、种植面积、管理措施等。在产量指标一栏内赫然写着力争亩产超越千斤大关。个别领导出于对他的关心，私下悄悄说产量定得这么低，秋后整党会被“拔白旗”的(即遭受批判)……舒同随即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典型的浮夸风，产量放卫星，这也是瞎折腾。毛主席在写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公开信中，正好给这部分人敲响了警钟，上头‘一吹二压三许愿，搞得基层不好办’！我们要引以为戒，我分管的吕家大队丰产田，过了黄河(亩产500斤)，也跨了长江(亩产800斤)，我们不能再干说大话、欺骗老百姓的事，玉米亩产千斤这才是十拿九稳的事！”事实胜于雄辩，丰产田合理施肥、按时浇水，每亩比预计数还多收了73斤。

    来章丘挂职两年，舒同书记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成熟经验：“要想摸实情，扑下身子蹲基层；调查三条路，走社入户赶大集。”农历十月的一天，为检查中央刘少奇主席提出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企业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贯彻执行情况，他约司机小王、秘书赵金祯一起去逛明水大集。只见集市上人头攒动、货品琳琅满目，他脸上掠过一丝欣慰的笑意。在粮食市场，舒同书记买了刚上市的柿子、明水香米、白莲藕各一宗。新兴的自由市场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他回去后即兴研墨挥毫、自撰新词，书写两轴条幅分赠二人。其一为：“集市即基层，行情若民情；党心暖民心，赢来好年景”；其二曰：“朝品黄金柿，午尝进贡米；晚食白莲藕，绣江流心底。”

    烟酒不沾，不要保卫

    对于舒同书记来章丘挂职，县委领导十分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预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晚，舒同在常委会上对在救灾时期他个人的生活公布了“五不”要求。日后，事实证明，他严格照办，从不食言。

    首先他在任何场合绝不饮酒。那年国庆前夕，县供销部门为县委食堂特批了两瓶国酒“茅台”。在庆祝大会上，食堂设便餐招待。服务人员首先给舒同书记斟上一杯，但他始终滴酒未沾。其次为不吸烟。舒同书记的办公室里经常有宾朋来访，秘书特意给他送去一条“泉城牌”香烟，他当即退回。三是不饮茶。他经常在宿舍加班审阅文件，赵金祯秘书为他领回一包茉莉花茶，他即令退回，并嘱下不为例。四是在“非常”时期不吃细粮，要求食堂每餐只供应一碗米饭，青菜、咸菜各一份，这是他订好的伙食标准。他每天出发下乡，就餐也是如此要求。五是一年内不吃禽蛋，二年内不食猪肉，和群众同甘共苦度过荒年。

    明水香米品种独特、优良，能散发出奇异香味。为提高产量，县委曾特批给明水公社塘子崖大队一批化肥。秋收增产之后，舒同书记到现场视察。大队干部为感谢对他们生产的扶持和援助，特意装了一袋头茬香米送给舒同书记，遭到拒收，后来大队干部又送到县委传达室让转交给舒同书记。舒同书记让司机按市场价格把粮款给大队送去，并嘱司机转告说，我只有“帮忙”的责任，没有“分享”的权利。

    县委领导指示公安局的王序舜及另外三名同志昼夜值班，加强保卫工作，负责舒同书记的人身安全。此事后被舒同书记知晓，他当即撤销了这一特殊的决定。

    按照舒同书记的级别，那时，山东省委为他配备了国产高级轿车。当他听说要来县委挂职，他便以在基层搞特殊影响不好为由，立即调换为老式的“华沙”轿车。当时，县委无一辆车，书记、县长一律是骑自行车上山下乡，他据情作出规定：三里之内以步代车；下乡若和其他干部同往可合搭一车；若因公出发任何干部都可乘坐。

    上世纪60年代，县委集体宿舍很少，住房相当紧张。他来后便随意选了离办公室近的两间平房，并和秘书同居一室。

    舒同书记来章丘行李极为简单，除办公用品以外，只带来一铺一盖，并转来了组织关系。当第二季度交党费时，他把二十四元钱递给秘书让他转交给支部，把支部书记“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县长、书记每季才交八毛钱的党费。这时，县委干部才初次知道他是资历老、级别高的老干部，对舒同书记的人品更加敬重和钦佩。

    舒同书记说话轻声慢语，任何场合从不打“官腔”、摆“官架”，愿和社员沟通，爱和平民交友。1965年，他从山东调至陕西担任省委书记以后，逢年过节还通过秘书来信问候县委的老干部、老同事，并不远千里为文化馆干部张景慧捎来了他的墨宝存念，也为章丘送来了他的真情厚爱和诚挚友情。

    章丘县委前人大副主任宋昭增受舒同书记的影响，也每天坚持写日记，他在长达30万字的自传中，曾这样记述舒同书记：“讲的是江西方言，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平房一座，穿的是平民衣衫。待人亲切平和，处事厚道老练。站在人群之中，就像一位社员；若不介绍身份，看不出是中央高干！”

    墨泉因这位书坛巨匠

    而得名

    1962年，随着农村形势的日渐好转，舒同书记的心情也趋于轻松、开朗。诸多省部级领导遂向他索求墨宝，他慷慨赠予。结合实际工作，他在办公室内悬挂出自撰新词的条幅“少说空话察民情，多下基层办实事”；“和山乡庄户把式交朋友，为田园豆麦粱菽做文章”。以此来检点、激励自己的行动。

    同年10月上旬，赵金祯秘书向舒同书记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及县委诸多领导、同事都想向他求字。舒同书记兴致很高，当即应允。由赵金祯等人当帮手，研墨裁纸，舒同书记挥毫劲书，一口气写下十五幅中堂、六幅条幅。这些墨宝至今仍被大家珍藏和悬挂。前几年，有人出高价欲买前文化局局长靳凤尘的中堂，首次出价三万，再次八万，三次登门出价十万元，靳局长说：“书坛泰斗的真迹，就是搬来金山银海我也不换！”

    章丘各机关单位的领导也纷纷出面向他索字，他有求必应、全力满足。如今，“章丘县文化馆”、“百脉泉公园”、“职工俱乐部”等单位的大字牌匾，仍在门前高悬。

    舒同书记谦诚待人，不以“大家”自居，平民百姓托人或写信向他求字，他也不负众望，尽力应允。三年间，他留在章丘社会各界的笔珍墨宝难以计数。

    临摹字帖、练笔不辍是舒同书记一生的良好习惯。他五更起床后即到宿舍窗后的泉池涮笔洗砚，酷暑寒冬天天如此。此泉喷涌若轮，一泉成溪，但自古无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依据舒同书记在泉池涮笔洗砚形成惯例的史实，此泉被命名为“墨泉”。

    1998年5月27日，舒同走完了他92载辉煌壮丽、坎坷崎岖的人生岁月。噩耗传到章丘，诸多曾与他共事的老干部都在家中摆设祭坛，为他悼念祈福。舒同书记离开章丘已近半个世纪了，至今人们看见那激情澎湃、喷珠溅玉的墨泉，便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舒同书记那和善可敬的音容笑貌。

    舒同1962年为章丘前人大副主任宋昭增书中堂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