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鹏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几万名参加长征的男红军身上时，不足3000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却少有人提起。

    有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下孩子，生下的同时又要被迫扔掉孩子；有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与男战士一样浴血杀敌，枕着死人的头骨入睡……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当初参加长征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有的孩子，从此一辈子再没见过母亲。

    读懂这些女红军，读懂这种在柔弱中迸发的坚强，才能真正读懂长征。

    长征前苛刻的体检

    刘英在赣南于都河畔寂静的于都县搞了几周的扩红工作了。

    26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件只有三项：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患病、怀孕、身高不够、体重不足都是淘汰的因素，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的丛林法则。

    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走或者留，就此改变。

    一同跟随转移的还有10名女红军，她们担任要职，也是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名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按规定不能超过15斤，部队配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到特殊的照顾。

    长征出发过去72年后，当年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30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方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降生，意味着分离

    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怀孕、产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刘英曾暗暗发誓：五年不结婚。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可能生孩子，大麻烦会接连不断：怀孕了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这时，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

    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有答应。

    当地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响。

    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

    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分离。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边。

    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勃然大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一个多月前，陈慧清的姐妹廖似光刚经历过这种痛苦。

    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挺着大肚子，跟着通过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

    三个月后，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男孩，生下后立刻将孩子送给老乡收养。

    这是廖似光第二次生孩子，也是第二次抛弃孩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廖似光曾有过一个女儿，但也被迫送了人。

    漫漫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中，就有包括贺子珍在内的5位女红军干部先后产子，没有一个孩子能随母亲前行。

    就在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和丈夫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的1935年11月，她随队长征。

    怀孕的李贞曾被动员留在根据地，但她哭着要求随队，保证不添麻烦。

    带着身孕翻过了大雪山，走进没有干净水源的草地，李贞终于早产。还没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

    在病患摧残下，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一生未曾拥有过自己的孩子。

    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跟着妈妈走完了艰苦的征途。

    红二方面军出发那天，蹇先任的女婴刚满19天。因为前方传来的捷报，孩子的名字就叫贺捷生。

    女婴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度过了漫长的征途，竟然没有掉队。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长征前就有了身孕。1936年6月，姐妹二人在四川甘孜相逢，进入松潘草地第一天，一个天色突变的晚上，蹇先佛临产了。

    这两个母亲，怀里绑着年幼的孩子，一路走到陕北。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伟大的母爱。

    这两位坚强的女红军，姐姐是贺龙的夫人，妹妹是萧克的妻子。

    “五百农妇缴一团”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

    就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不久，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队伍中女红军已经超过2000多人，被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很多女红军曾是受尽欺负的童养媳，当上红军后，她们见到了人生中最惊奇的事情：男女平等。

    女人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力量，有时比男人还大。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第1团团长、政委。这个美丽女人，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三年前，她已经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女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不久前，川军一支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行周旋，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

    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在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70多年后，四川省小金县93岁的女红军安秀英还能哼起这首红军歌曲。

    但安秀英的命运却在长征途中转了个弯。

    安秀英还记得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战役。她跟着妇女独立师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战斗。激战两昼夜，二十岁左右的女红军们用乌泥涂脸，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打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

    接下来的遭遇战中，安秀英的右小腿被两颗子弹打穿，卫生员用刀子划开伤口将子弹取出来。几十年后，这处伤口还经常疼。

    伤好后，安秀英再也没有联系上部队，从此过上普通农妇的生活。直到1984年，安秀英被证实为“流落红军”。

    1935年6月，刘英随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长征的终点。红四方面军的张琴秋和姐妹们却迎来一次大战。

    红四方面军需要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但必须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

    妇女独立师下面的一个团承担在正面仰攻中担任后卫的任务。

    腊子口是甘南门户，地势险峻。女红军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不突击就可能会被围攻。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断后的一个排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刺刀的寒光闪烁，身体的鲜血喷涌。

    血战之后，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女红军牺牲了70多人。

    出腊子口那天，雨下得很大，草地上到处都是渗出的水，没法躺着睡觉。疲惫的张琴秋找了一块石头迷迷糊糊睡到天亮。醒来一看，她枕了一晚上的竟是个死人头。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到1936年年初翻越党岭雪山时，当初的2000多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