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敢讲真话、怕讲真话吃亏的现象，刘少奇指出：“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要发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五不怕”。

    □吕连仁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饥饿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如何认识经济困难的原因并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是中央领导层面临的迫切问题。历史已经表明：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错误。而在当时，特别是1959年8月党内开展“反右倾”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对于经济困难和“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噤若寒蝉，不敢讲真话。

    危难之时，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受命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刘少奇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参与者，而问题出现后，又能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1961年4月到5月，刘少奇到湖南宁乡县、长沙县、湘潭县进行了长达44天的农村实地调查。在下乡调研以前，他对湖南省委领导说：“这次来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个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在乡下，刘少奇没有看到“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稻菽千重浪”的“欣欣向荣”景象，看到的是萧条的乡村和农民饥饿浮肿的面孔。他走村串户，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现在报纸天天报告这样那样的好消息，不少是假的。针对一些干部强调经济困难主要是上年大旱造成的，刘少奇指着村里的水塘问：去年塘里的水干了没有，农民说有半塘水。他亲自查看农民家中的盐罐罐、米坛坛，甚至特意用脚搓开路旁已风干的人粪查看，以判断村民进食的是粮食还是野菜———作为国家领导如此调研，在中外政坛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了解到由于政策错误导致民众吃不饱饭、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后，刘少奇心情沉重地对乡亲们说：“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还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经过这次调查，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教训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在1961年5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一再强调：“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我们要求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是错误就是错误。“实事求是，就是要调查研究，望洋兴叹，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敢讲真话、怕讲真话吃亏的现象，刘少奇指出：“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要发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精神。关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他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主要不是天灾，正如农民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的原因，是我们违反了经济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他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振聋发聩之语，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进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党和国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全面调整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尤其是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加强农业，压缩基建投资，精简城镇人口等。到1965年，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各项经济指标恢复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人们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在此期间，刘少奇还赞同陈云、邓子恢等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切合实际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被最高领导人视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叫停，但也说明了刘少奇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如今，中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有了讲真话、办实事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不再像五十年前那样谨小慎微。但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人尤其是有些“人民公仆”，在私下针砭时弊，侃侃而谈；而在正式场合，又冠冕堂皇，假话空话连篇。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历史惯性养成，讲假话空话套话甚至成了遗传基因，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深层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具体环境下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考量，怕因讲真话、为老百姓办实事而吃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公仆非但不讲真话，还为保官升官而不惜代价造假、隐瞒事实真相，或劳民伤财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既要进一步创造让人讲真话的条件，更要形成让“人民公仆”不得不贯彻实事求是的体制与制约机制。同时，就党员干部个人而言，还要提倡刘少奇强调的“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的精神，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连真话实话都不敢讲，又怎能寄希望于他为民办实事、办真事？又如何能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作者为山东大学社会主义科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