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

    在未见杨成兴之前，我以为这可能是个比较偏激的孩子。

    6月15日，坐在眼前的杨成兴，虽瘦小而斯文，但在交往中却显得比较成熟，一边照顾着我喝茶，一边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谈论着他的选择。

    杨成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科技狂人”，他说他很喜欢交朋友。而在重庆期间，杨成兴每天都要主动问候我的起居，细致而得体。

    6月15日晚上，杨成兴的朋友深夜打电话要他帮忙订车票，于是我们一起去车站。回来的路上，发现地上有一卷百元大钞，杨成兴捡起来就直奔路口的警务站。当他把这些钱交出去时，我对这个孩子有些肃然起敬。

    原本我以为这个潜心搞科研的中学生或许有些家庭背景，最起码也该是生活宽裕，可我到他家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一直在吃城市低保的家庭。

    杨成兴的父亲杨兴国，年幼时因为家贫无法读书，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在被问到对儿子选择读高职的看法时，杨兴国只是礼貌地笑笑说：“还好。”但他脸上却是挂满了不甘心。

    “很勉强，勉强得很。”被第二次问到同样问题时，杨兴国说，他最希望儿子选择从政。但根本不喜欢坐办公室的杨成兴，对从政没有丝毫兴趣。

    父子俩对未来和世界的不同认识也许会一直冲突下去，但父子二人还会经常一起到长江边钓鱼，一起面对将来的生活。

    父亲常说，从现在来看，杨成兴在这场以个人命运与高考制度的较量中，得失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