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鹏

    1945年7月，延安已被视为中国未来希望之处。

    68岁的黄炎培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最终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打天下”到进京治理国家，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走，我们赶考去！”

    而今天，我们可以说，这场“考试”已经有了答案。

    与重庆相比宛如另一世界

    1944年秋天，美国记者冈瑟斯坦贸然闯进了延安一间朴素的小会议室。

    14个人正围着延安市长热烈地讨论。这14个人中有农民、商人、老者、共产党员，还有村姑和一个小报编辑。

    在这场市参议会的行政与立法委员联席会议上，身份各异的14名市参议员，由延安人民选举产生。

    市长详细解释准备实施的“十小纲领”，并声称每一条都要和人民仔细讨论，使大家了解其意义和实现方法。

    参议员们先后发言。商人指出政府有责任让商人知道何处设新店最妥；老学者批评小学教室太挤，教师的书法不够好……

    冈瑟斯坦后来知道，市长根据议员们的意见，对施政纲领做了修改。

    这是延安实施的“三三制”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中，共产党人只许占三分之一，其余由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

    冈瑟斯坦评价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

    早在1936年9月，陕甘宁边区就成了民主尝试的一块试验田。

    “通过民主普选制、参议会制、‘三三制’等制度，构建人民参政议政的平台。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1941年和1946年举行三次民主选举，选民比例最高达到82.5%。”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任吕连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鉴于农民大都不识字，没法画票选举，于是边区创造了许多贴近实际的方法。

    “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用投豆法。”

    一粒豆代表一张选票，被选举人背后各放一只碗，底部放棉花，以防投豆时被候选人听到声响；碗上盖一张纸并用烟头烫出小眼，防止碗中豆的多少诱导后面选民的投豆倾向。

    到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增至9000万，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没有任何敲诈、勒索，官员们廉洁奉公。

    红色政权对以“国民素质低”为借口而奉行独裁的国民党给予了有力回击。

    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声称共产党“普选”是作秀。理由无非是“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的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

    《新华日报》立刻撰文予以辩论。“选举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访问延安的美国军人谢伟思眼里，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相比宛如另一世界。

    就在这轻轻如春风的发展中，中共从延安走进西柏坡。

    “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

    “晚上，毛主席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眺望着柏坡岭的夜空，一支一支抽起烟来。”如今，在西柏坡纪念馆，这几句话是讲解员熟记的解说词。

    62年前的1949年3月22日晚上，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他难以入睡。

    从1947年3月被迫放弃延安，中共中央转移到了西柏坡这个太行山里的小山村，如今已过去两年时间。

    这个“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见证了三大战役胜利、土地改革、七届二中全会，以及筹备新的政协会议，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准备。

    1949年的冬天，在偶有积雪的山间小路上，毛泽东常常边散步边思考。

    “五年推翻蒋军”的胜利比想象中来得要快，这时的国民党，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共产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

    毛泽东没有考虑“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他曾经和俄语翻译师哲谈起“敢不敢胜利”的问题。

    师哲不明白：既然能胜利，为什么会不敢胜利呢？

    毛泽东解释说：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当时的西柏坡，由于大批国民党士兵被改编，解放军内部少有地出现了打骂群众和地方干部等错误行为。高度警惕的刘少奇说：“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胜利面前，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场上，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最后一天的大会通过了“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6条决议。

    其余五条是：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等。

    这是毛泽东给各级领导及党员定下的，也是给自己的要求。

    临进北平时，毛泽东又告诫中直机关各部委办，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

    “我们要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工委秘书科苏培良收到了办公厅印发的“进京守则”。

    苏培良和同事们被要求不准进人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

    西柏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就开始准备迁往北平的工作。中央机关各单位、解放军各部都进行了入城教育，学习城市的有关知识，制定入城后的守则。

    每个人配发一套美国咔叽布军装，背包，新鞋和一条毛巾，以及两桶美国制造的牛肉土豆罐头等准备在路上用。

    新成立的“转移委员会”负责中央动身时及动身后的组织和善后，留守人员把房屋家具全部登记造册，交给当地政府统一处理。出发前，借的物品要奉还，水缸担满水，把室内院子打扫干净才能出发。

    苏培良和留守的同事成立检查组，分头到各村检查，凡有损坏的门窗家具物品，马啃了树皮的都要作价赔偿。借住的房屋有倒塌的漏雨的都要修缮，直到房东满意为止。

    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

    1949年3月23日一早，100辆美国制造的十轮大卡车、十几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西柏坡。200名司机是挑选出来的，政治思想好、技术熟练。

    前一天晚上熬夜工作的毛泽东仍然精神焕发，他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则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毛泽东满怀信心。

    3月24日中午，毛泽东一行到了保定。饭后，负责保卫的人请示是否要静街。因为街上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满街都是等着看毛主席一眼的人。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静街驱赶群众的做法。

    “不要静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店开门营业，主要是把街上的交通秩序维持好。”周恩来说。

    当晚，毛泽东接受进驻北平的具体工作汇报，谈到入城仪式时说，“入城仪式要搞，但不要兴师动众，规模要缩小，要减少浪费。”

    次日下午，北平各界代表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满怀热情地迎接自己的领袖。

    当晚，中共五大领导人宴请了李济深、沈钧儒等二十多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表达了中共愿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合作的态度与诚意。

    在回香山驻地的路上，毛泽东兴奋地说:“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这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今天还不能开大的庆祝会，等全国都解放了，再开大的庆祝会，意义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