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实现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目标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充分，在各地进行实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寻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民主和约束权力滥用的有效模式。

    □张福记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今天读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构成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在标准，各级官员高高在上，拥有种种特权，民众毫无权利可言，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使得社会矛盾难以真正解决，从而导致官逼民反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周期性动荡的一个根源。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劳农神圣”的理念得到先进人士的认同，建立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走上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造落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自身的人民性建设，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在挫折中不断奋起，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最终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地位，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正如毛泽东讲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综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艰辛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正是坚持与人民心连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

    毋庸讳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60多年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官本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干部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损公肥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日常工作中，官僚主义习气严重，决策不讲民主，不做调查；遇到问题不想真正解决，而是欺上瞒下，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压制，往往激化了矛盾，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也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的弊端有关。权力过于集中、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注定了官员权力非常大，而人民当家作主则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制度设计，以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权力寻租的机会非常多。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废除了干部终身制，扩大了地方、企业和公民个人自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的水平日益提高，市场机制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但对公权力的约束机制仍不健全，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离人民的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再加上新旧体制转型影响了对权力约束的有效性，以至于官员的腐化堕落、官商勾结、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现象广泛存在。

    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广大人民利益奋斗的一生，他发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少干部做官当老爷的不良现象，并试图寻找根本解决之道，提出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限制干部滥用权力，但实践证明，这种运动式的大民主往往带来社会的失序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随意伤害。

    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急剧推进，无有效制约的权力在积极推进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不良后果，这在不断发生的强拆和堵截上访群众的恶性事件及天文数字的贪腐案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原则，寻找制约与监督公权力的有效模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建立健全的民主决策机制，全面推行政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构建阳光政府是今天技术上完全能够做到的；全面实施各级政府财政预决算审查制度，也是当前必须的要务；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切实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公民履行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制度；在干部的选拔、监督、罢免环节中增加相关民众的作用，以制度保证干部为民服务。

    我们坚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实现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目标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充分，在各地进行实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寻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民主和约束权力滥用的有效模式，从而为中国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境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