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成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三十余载，毋庸置疑的是他已成为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翘楚，其人物画无论是立意、笔墨，还是气度神韵，均属大手笔，而他那宽宏磊落的绘画风范和胸怀器量在当世亦是罕见的。他的艺术不仅是具有传统的，更是具有当代性的，这种传统性与当代性的集成使得他的艺术在中国画的文脉延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义。

    两个世界及价值判断

    早在1988年，李明、徐培范在《美术》杂志刊发了《赵建成的两个世界及价值判断》的研究文章，文中指出赵建成看似相互矛盾的两种精神境界及美学追求。一个世界“粗蛮”、“沉郁”，一个世界“温文尔雅”、“柔情”、“浪漫”。前者更多地表现在其获奖作品或主题性创作中：《铺路石》、《厚土》、《沂蒙娃》、《祁连英魂》等一系列“浓重”、“凝滞”、“沉郁”风格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中，赵建成表现了突出的力量感，富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而在女性题材的系列作品中，赵建成完全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文主义精神与柔情的现代才子”。《一篮春色》中那个端庄、淳朴的卖花少女，与苏州园林的背景交互掩映，让观者禁不住为青春的美妙而动情，从这其中所表达的至情、至善、至美，便可窥视到画家柔情似水的一面。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精神世界产生的原因，李明、徐培范阐释的很清楚：“我们认为，对两个矛盾世界的根源的探究，恐怕唯有从赵建成身上生存的和文化的两端来追寻。作为生存者，他经历过人生的坎坎坷坷，既已承受过这艰难的一页，当然需要抒发与倾诉，需要心灵的释放与平衡，于是就构成了第一个世界的情感基因。同时，作为文化人的他，又受着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和种种现代哲学艺术思潮的诱惑，与本性中渴求宁静舒然的心态融为一体，日趋空灵与超然，这就构成了第二个世界的悟性基础。”

    正如李明、徐培范所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赵建成的艺术创作之路中总是伴随会有“两个世界”交替出现的现象。那种带着蛮荒野性的力量与温文尔雅的人文气息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赵建成绘画气质中两种看似矛盾却并存的趣事。如今，身在当代艺术的氛围中，赵建成那股曾经蕴藏于黄土高原的生猛野性却被过于浮躁的现世激发为对“真理”的宗教式虔诚，粗蛮的力量渐渐内化为对往昔知识分子的敬畏之情，情之深逐渐外化为他日后对历史性绘画题材的探索中，画幅的逐渐增大，画面布局与人物外轮廓的简约化处理，无不是赵建成内在生命力量的彰显形式。

    “雄健”、“充实”的儒家美学

    作为从事国画人物创作的当代艺术家，赵建成曾经审慎地思考过当下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完全能够理解遗传自西方现代派艺术而直接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当代艺术，原因就在于他知晓这种艺术是时代精神作用于创作的结果。但是，赵建成并没有试图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直接映射当下社会，或者当事者直接的心理，他要通过创作彰显的是一种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赵建成以大幅尺寸的系列历史(英雄)人物画创作，阐释他心中的“宏大气象”与“浩然正气”。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艺术唤回已逝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传统审美趣味中，杜甫的诗歌及颜真卿书法成为这一美学的典型代表。在西方，赵建成追求的“宏大气象”又与“崇高”美学相应。从美学角度而言，赵建成有着对于中国传统儒家“雄健”、“充实”之美的继承，以及西方“崇高”美学的特征。同时，承载着他对正大气象认知的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学兼备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等)。那是一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肉食者谍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济世”精神。

    赵建成在他的人物画创作中，将传统儒家“忠君”精神与作为特殊知识生产者之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精神相融合，以“正大气象”的至高格调予以颂扬。儒家“雄健”、“充实”之美便是呈现在赵建成历史人物画创作中的美学追求。

    噪摘自《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赵建成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