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省纪检委牛向西专案组和省委组织部的主管处长进驻工业局。专案组组长先向局领导班子成员通报了牛向西被“双规”的情况，并说明牛向西专案组到工业局的意图：通过与有关人员谈话，进一步核实牛向西涉嫌收受贿赂的有关问题。省直二处处长代表组织部宣布，鉴于牛向西已被“双规”，工业局的工作暂由马奔腾负责主持。会后，专案组一分为二，即刻找相关人员谈话。列出的谈话名单有四十多人，占工业局在岗人员的一半，几乎包括所有正副处长。

    谈话是十分严肃的，甚至是很严厉的，所有被约谈的人都显得焦虑不安，甚至十分惊恐。有两个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处长同工作组谈话后，脸色暗紫、血压猛升，谈话未完就被送进了医院。工业局一时人心惶惶，没心再干工作，谈论的不再是牛向西被“双规”的话题，而是猜测谁送了钱、谁送得最多、谁会被从重处理。

    二舀也被专案组找了一次。不过，没几分钟就“放”了。简短的对话，后来不知怎么就传了出来：专案组问：“你给牛向西送过钱吧？”二舀答：“我曾想给他送，后来考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给他送呢？”“那就是没送了？”“要这么问，我也不是清白的，刚到局时，赶上牛向西搬家，我曾送过钟给他，七百多元。”“送钟？”“不是代表死了那个‘终’，是计时用的那个钟。”“搬家有给送钟的吗？”“有啊，我就送了。”

    几乎同时，牛向西被“双规”的事儿传到了消息灵通的省报社。那天，肖竹菊和赵思凤照面几回，唠的都是有关牛向西受贿被“双规”的话题。思凤的心乱哄哄的，暗暗后悔不该逼二舀送钱。下班回家，见二舀没事人儿似的，半躺在沙发里，看着足球赛。思凤有点疑惑不解，“怎么着，你把纪检委给蒙住了？”“啥叫蒙住了，我压根儿就没给牛向西送钱！”“那三千块钱呢？”“给丑丑买玩具花了点，我又买了几本书，余下的我捐给一个患白血病的小女孩了。”思凤听得直发愣，瞧着自己老公，越发觉得可亲可爱。猛地在二舀脸上亲了一口，说：“钱算啥，钱不是人挣的吗？钱是王八蛋！”

    经过近半年工作，专案组基本查清了牛向西的违纪问题：受贿一百一十三万元，贪污公款五十四万元，收受礼金一百四十一万元，并与多名女性存在暧昧关系。经省纪检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撤销其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几乎所有处长，都在省直纪工委通报上露了一把脸，只有二舀、田造文、阎晓和老干部处处长得以幸免。二舀不是幸灾乐祸之人，看到朝夕相处的同志受牵连，心里不是滋味。这些素质好、智商高、能力强的好人，为何在纪律面前做错判断、尝了苦果？尽管自己没有触及高压线，并不说明自己做得就比别人好，有啥先见之明。

    而对牛向西，二舀的疑虑就更多了：专案组负责人说，是接到多次举报，才引起重视的。牛向西并不是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也干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时常得到上级的褒奖，但在暗地里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明知是违纪违法的事情，他还胆大妄为、铤而走险，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即便这样，一年一度的民主测评时，他竟然能多年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被组织部认定为政绩突出的好班子、优秀领导干部。有人说，没出事就是英雄，出了事就是狗熊。牛向西的问题能用“非黑即白”这样一个简单说法解释吗？对此，二舀陷入苦苦思索之中。

    二舀失眠了，每天直到凌晨才稀里糊涂地眯上一阵儿。思凤心疼，拿安眠药给二舀，二舀拒绝。他把自己的困惑和盘说给思凤。思凤说“往高了讲，你这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往低了说呢，你是书呆子一个，不懂现实的潜规则，所以你就困惑呀不解嘛。”二舀说：“牛向西大权在握，下属无疑都是弱者，向他讨好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编了这样一套嗑：你不提要求，领导极不可能想你；你提了要求，领导会淡淡地想你；你有实际表示的要求，领导时时会想你；你的表示一步到位了，领导第一个想的就是你。因此说，想进步的同志绝对是好人，送钱的同志并非都是坏人，没有几个从骨子里愿意给当官的送钱的，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思凤只是点头，不再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