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顺天应人的历史必然。

    □马春庆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如何看待中国步入20世纪后发生的这场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命革糟了，革命破坏了现代化”，因而要“告别革命”。这些幼稚荒诞的呓语，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丝毫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既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选择，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早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革命者并不是一伙“发疯发狂”的好乱之徒，他们选择革命或接受革命，往往是在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被“逼上梁山”的。这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中国人倍受欺凌煎熬的灾难耻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在苦难中前赴后继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面对着大厦将倾的衰世危局，近代中国第一代先进思想家龚自珍，吼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千古诗唱，集中反映了他呼唤风雷、要求变革的迫切心情。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药方只贩古时丹”的补天主张，并不能延缓华夏大地沉沦的步伐。

    批判的武器不行，武器的批判被提到了历史的议程，终于爆发了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旧式的农民运动对付不了用先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外反动派。历史进入了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真可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各自演出了改革时代、救国救民的壮烈悲剧。《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彻底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任何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顺天应人的历史必然。

    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座右铭。他曾不止一次叙述过他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由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本想“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只是在多次碰壁之后，才“积渐而知和平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为“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不仅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救国救民革命纲领，还在武昌起义前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虽然这十次起义都失败了，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孙中山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斗志，凝聚了人心，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的一面旗帜。正是在孙中山的感召和领导下，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愈挫愈奋”是对孙中山政治生涯的写照。他毕生与时俱进，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相号召，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献出了他的毕生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口中还反复念叨：“和平、奋斗、救中国！”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我们正继续为实现他所提出的目标而奋斗，并赋予了它以新的时代内涵。我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增进民生幸福放在全部工作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