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考虑第二种对运用市场来分配军事服务的反驳———以公民德性和公共善为名义的反驳。这种反驳认为，军事服务不仅是另一种工作，也是一种公民责任。根据这种观点，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为国服务。这种观点的一些支持者们相信，这种义务只能通过服兵役才能得到履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国家服务而得到履行，如和平队、美国志愿队、为美国而教等。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于1961年成立的一家志愿服务组织，宗旨是：“为相关国家或地区人民提供人力资源援助。让受援国家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人民。让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人民。”但是随着和平队的成立，对它的怀疑和抨击就没有停止过。“为美国而教”是美国一个招募优秀大学毕业生到贫困中小学任教的志愿者项目，犹如美国和平队的的支教版。自从1990年成立以来，该项目已经为美国最贫困的城乡学校派去了1.7万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军事服务(或国家服务)是一种公民义务，那么将它放到市场上去出售就是不对的。

    让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公民责任———陪审员的责任。在履行陪审员的义务时，没有人会死亡，可是被召集出席做陪审员却可能是非常繁重的，尤其是当它与工作或其他紧迫的任务相冲突的时候。可是，我们不允许人们雇用替代者在陪审团中代替他们，我们也不允许运用劳动力市场来形成一个有报酬的、专业的“自愿者”陪审团制度。为什么不允许呢？从市场论证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支持这样做的理由。那个反对征募士兵的功利主义的论点，同样可以用来反对征募陪审员：允许一个工作繁忙的人，通过雇用一个替代者而脱离陪审团，会对双方都更好。脱离强迫性的陪审员义务可能会更好，让劳动力市场招募一些符合需要的、合格的陪审员，会使那些想要这份工作的人得到它，而让那些不喜欢这份工作的人逃避它。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一个陪审员市场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增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那些获得报酬的陪审员，会不成比例地来自于贫困的背景，担心司法的质量会受到影响。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富人比那些出生卑微的人，当陪审员会当得更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总是可以调整工资和津贴，以吸引那些具有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的人。

    我们之所以是招募而不是雇用陪审员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在法庭上执行审判的行为，是一项所有公民都应当分担的责任。审判员并不只是投票，他们还与其他人就相关证据和法律进行商讨。而这种商讨吸收了陪审员们从多种多样的生活道路中，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生活经历。陪审员义务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公民教育形式，是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体现。尽管陪审员义务并不总是有教育意义的，可是，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它的这一观念，使法庭和人民之间保存着一种联系。

    我们可以对军事服务说同样的话。那种支持征兵制的公民论点主张，军事服务和陪审员义务一样，是一种公民责任，它体现并深化了民主公民身份。以这种观点来看，将军事服务变成一种商品———一种我们雇用他人来履行的任务———就腐蚀了那应当支配着它的公民理想。根据这种反驳，雇用士兵来为我们打仗之所以是不对的，并不是因为这对穷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放弃一项公民责任。

    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就提出了这种论点。他认为：“美国现在的武装力量，具有很多雇佣军的特征。”———这里他所说的雇佣军，意指一支获得报酬的专业军队，这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它为之战斗的社会。17他并非有意贬低那些入伍士兵的动机，他所担忧的是，雇用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同胞来帮我们打仗，就让余下的我们都逃脱了，这就切断了大多数民主公民和那些以他们的名义而战的士兵们之间的联系。志愿兵役制免除了大多数美国人为了国家而战斗、捐躯的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因素，而这种从共同牺牲中的豁免，却是以政治责任的腐蚀为代价的。绝大部分、无论如何都不会冒服兵役之危险的美国人，实际上雇用了一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同胞们，去做一些最危险的事情，而这些大多数则继续他们自己的事务，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心烦意乱。

    最著名的、支持征兵制的公民理由，是由让-雅克·卢梭———一位出生于日内瓦的启蒙运动政治哲学家———提出来的。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务转变成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

    当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主要事务，并且人们宁愿掏钱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时，那么，这个国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当必须奔赴战场时，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中……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公民们亲自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不用钱来做任何事情。他们非但不付钱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花钱来购买那亲身履行自己义务的特权。我距离通常的观念委实太远了。我相信劳役要比苛捐杂税更不违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