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发自上海

    《春尽江南》是此次上海书展格非推出的长篇著作，它是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人面桃花》写民国初年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现实。19日，在上海，已多年不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格非就《春尽江南》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关注社会现状作家不能开“药方”

    齐鲁晚报：这是您描写一百年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了，十几年的写作过程如何？

    格非：这个系列构思于1994年前后，当时就有了写三部曲的打算，写什么也想了很久。但是整个创作过程过了十多年，其间我的想法也有所改变。写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调整，还难说能否符合当初的思考。

    齐鲁晚报：书名“春尽江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放弃后又用这个书名？

    格非：“春尽江南”，是写《人面桃花》的时候冒出来的题目。写作中与清华的朋友聊天也商量过，大家觉得《春尽江南》会好一些，舒服一些。我一度想过题目叫《投生之路》，但是太没有诗意，太直接。

    齐鲁晚报：《春尽江南》里面糅合了很多社会现状，比如强拆、建筑质量等。您为什么如此关照社会？

    格非：小说不是正面地描述社会现状，是通过作家设置的人物把这些给带出来，社会现状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生活，在精神上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在当今社会是怎么体现的。但是又不能仅谈精神，一个人的精神很可能是由环境强加的。如果不把社会性因素写出来，是没法写精神上的困惑、焦虑和挣扎的。

    齐鲁晚报：这些事情对您冲击力大吗？    

    格非：作家不能开“药方”，正因为事情都集中在作家身上，作为一个作家会感觉到特别多的倒霉事儿，感觉到的东西比别人更多。但是我相信命运，这是命运的安排。什么时候对社会的观察和不平感消除了我也就接近于死亡了。

    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促使人去反思

    齐鲁晚报：您的每部作品里都要着力刻画一个女性，之前是秀米和姚佩佩，这次是庞家玉，您塑造女性的视角是什么？

    格非：很多人认为女性见识比较短浅，关注的东西比较局限。恰恰相反，我认为女性的思维疆域比较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她们狭窄，是因为社会文化没有给她们提供这样的地位。我一直坚持，在社会变局中，她们作为牺牲品的可能性会更大。

    女性面对痛苦反应也更剧烈，对自身生命进行解释的愿望也就更迫切。庞家玉与前面两个人物有相关性，她在学校里面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但是很不幸，她遇到了很多事情。与一帮诗人发生关系，她的心变得敏感，开始与命运发生搏斗。

    齐鲁晚报：庞家玉最后是得癌症死去了，在死之前她完成了自己的愿望。只能是这样的结局才能提醒世人吗？

    格非：要写到她的死，是我早就设定好的。在当代社会里面只有通过死亡，才可能促使一个人去反思。但是很多人来不及了。我有一些朋友，一旦出现死亡症状的时候，他们只会痛哭，好像对死亡完全没有想过。死亡的结局恐怕是最重要的提醒。但是也很无奈，希望在死亡被戏谑化的时代，有所作用。

    我想代表一些失败者发言

    齐鲁晚报：《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位诗人，可谓一个潦倒、消极的人，您为什么选择他是一个诗人？

    格非：端午是诗人是多少年前就决定的。我觉得诗人是最敏感的群体，这一点跟我小说中的女性视角是有联系的。他们很敏感，诗人对社会的观感和心理反应跟普通人不同。

    小说中的诗歌又是最深入的语言，读者阅读有梦幻感，需要思考。诗人会更复杂，对于失败这个概念的思考，也与众不同，诗人思考诸如为什么在今天做一个失败者是道德的这样的问题。

    齐鲁晚报：那您是怎样阐述失败者与道德的关系？

    格非：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我提到，我不想代表工人、农民等群体来对这个世界发言。不想代表任何人，假如我想代表的话，我想代表一些失败者吧。我认为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如果没有经历失败，不要写作。失败是促使一个作家写作的最根本的一种动机。

    很可惜，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者，失败会被看成一个耻辱的标志。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勇于做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齐鲁晚报：这些年来您的叙述风格一直在变化，包括这三部风格也是不同的。你说过你的写作越来越“媚俗”，这是写作的经验导致的吗？

    格非：是到了一定年纪。到了30岁之后我的文学观点会有所变化，不像过去那么偏枯，偏于一隅的思维没有了。突然感觉原来我很轻视的东西不能轻视了。近期的变化是三部曲带来的问题。我要把这个三部曲的风格进行统一，又要有所转换，但是肯定不会再变回实验文本。其实很多风格已经尝试过了，我已经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