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即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 (8月22日《京华时报》)

    张扬法律之善

    刑法规制的对象是人，刑法应当以恰当地反映人性，也即刑法之设立应有其人性基础。让一个父母揭发子女、让哥哥揭发兄弟，是一种虚假的正当，不但伤害了社会的亲情，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社会的伦理基础。

    摒弃“大义灭亲”是对法律之善的张扬。法乃善与公正的艺术，学者拉德布鲁赫曾言：“法律不是针对善，而是针对恶制定的。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此论断隐含着法律之善，因为法律既然是针对恶而存在，那么法律便是在对恶进行否定，从而走向对善的肯定。刑法既是以惩治罪恶之行径为使命，则是在追求最大之善，因此刑法就具有善的本性。但是，在大义灭亲之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保护社会而是撕裂社会，不是保障人权而是践踏人权。这恰恰走向了刑法的反面。

    (朱四倍)

    有权“大义灭亲”

    亲属之间有“亲亲相隐”的特权，这是值得吸收的。因为，打击犯罪很重要，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所以，对于涉嫌犯罪的亲属，人们应当拥有不作证的特权，在刑诉法规定亲属作证特权的同时，今后也应当修改刑法，规定包庇罪的主体不包括亲属。

    保护权利是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权力不能强制亲属作证，但亲属自愿放弃这种特权，或者认为告发、作证比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更重要，他们当然也有权“大义灭亲”，像儿女告发贪污腐败的父亲，难道不正当吗？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