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高洪超

    甲午战争中，威海卫南帮摩天岭守将是巩军新右营营官周家恩，杨枫岭副炮台则归守卫杨枫岭炮台的陈万清指挥。从历史留存下来的三张照片来看，周家恩督筑了高大宽厚的炮台胸墙掩体，陈万清督造的杨枫岭副炮台则相对低矮简陋，尽管这里更前出东方，靠近假想敌方向。战争之于陈、周的个人命运，却是一生一死。透过胸墙掩体的高度和用心程度，我们可以看出湮没历史光尘中的人物秉性，更可以看出隐藏于个人生死命运背后的历史偏见和吊诡。

    杨枫岭副炮台的具体位置，作者曾与朋友孙建军一起寻找过，唯一的史料依据是日军拍摄于1895年2月14日的一张老照片。杨枫岭副炮台应在今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枫岭炮台遗址东偏南，今天通往威海新船重工船厂的南北公路的“︿”形高点周遭。摩天岭临时炮台则遗址尚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残存有7个凹凸相连的土墩，面东5个，面南两个，正是当年8门行营炮的射击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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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墙掩体一厚一陋

    杨枫岭副炮台位置更前出东方，更靠近假想敌方向，但仔细推敲其照片，却发现其胸墙掩体很低，大体相当于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车的车轮直径，也就一米多一点，形制为上窄下宽的平顶梯形立方体，顶面还覆盖着干草，这个高度根本保护不了炮兵和装备。但周家恩督修的胸墙掩体高度却足有两个车轮直径，掩体形制也完全不同于杨枫岭炮台，而类似北方常见的两面坡起脊三角形屋顶，高宽而厚实。掩体内侧还堆垒了装满泥土的麻袋，对炮手和装备形成双重保护，工程量相对大而复杂。 

    杨枫岭副炮台、摩天岭炮台的胸墙掩体差别，透露出筑台负责军官陈万清、周家恩的不同行事风格和秉性，而透过这种差别，也许能瞥见与此紧密关联的两人命运。

    那场战争中，陈、周两人，都浴血奋战，结局却是一生一死，陈万清逃出战地，周家恩死于壁子村西北山中。整个甲午战争，从大连湾、旅顺口到威海卫，淮系北洋的数十座炮台中，周家恩是为数不多的死难守台军官。史书、民间口传说他腹部洞穿、腿部受伤，在摩天岭炮台失陷后，爬下炮台，独自向西南爬到今天壁子村西北的山地中，力竭血枯而死。今天重走这个路线，大约是三华里。 

    关于周家恩之死，即使在63年后，当甲午战争研究者戚其章于1958年走访威海民间做口述历史抢救时，那些当年的少年青壮、是时的耄耋老人仍对周家恩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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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战、“善逃”更无人追问

    陈万清是今天枣庄滕州人，是跟随刘超佩剿杀太平军、捻军的“内战高手”。仔细推敲他战前在巩军中的地位、战斗中的表现，战败后成功逃命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绝对是一个在历史长河暗流中沉浮有道、游刃有余的精明角色。 

    战前巩军原有中、前、右、左四个营，陈万清统带的左营先是马队后改炮队。在冷兵器、火器混杂使用的晚清后期，骑兵一直是将领眼中的宠儿，骑兵头目更是将领的心腹。1887年巩军调防威海后，李鸿章于当年上奏裁撤马队一营，仅留一哨，裁兵卖马筹款支付炮台施工款。这种情况下，陈万清部左营骑兵不仅没有被撤掉，反而又改制成了炮兵。用今天说法，巩军左营就是“驻军某部接受、换装新装备的种子营”，是老营头。陈万清是很受刘超佩“待见”的，这一点，从他的秩衔也能看出，他是巩军几个营官中唯一的副将，仅次于总兵衔的巩军统领刘超佩。 

    据遗存下来的有限的史料记载，周家恩给我们留下一种沉勇坚毅又似乎很直倔的人格画像，而陈万清则是既勇敢灵活，更有乱世中必备的保命直觉甚至狡黠。后者似乎更适合在乱世生存，也很适合扛枪杆子。但是，枪口余命的陈万清副将再也没有回到军中，他脱下军服经商去了。 

    陈万清的这种人生裂变，不是当时占据主流的价值选择，更多表现为对自己的保全，今天来看，可谓专制时代的个人价值觉醒，此外滋味，让人可以意会却难以细言，毕竟陈万清一直是我们历史教科书或小说中的无暇角色。 

    甲午战役后，北洋海陆军幸存的军官中，完成如此彻底人生大转变的，还有一人———来远舰管带、副将邱宝仁。甲午战后的整肃中，北洋海军高级军官都遭到了革职，但无一人处死，其实军舰都没了，还能有什么职呢？这一点不同于淮系陆军，陆军有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盛军统领卫汝贵被斩首北京菜市口，他的弟弟卫汝成则被通缉，从此下落不明。卫氏兄弟一死一逃，都发生在战争进行中。 

    大清缺乏海军人才，处分海军将领只不过是为了振纲正纪，走走过场，事后还是要委用，尤其是邱宝仁这种公费留学过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时代翘楚，可谓寥若晨星。从邱宝仁这边来看，即使为了偿还爱新觉罗家族的培养费，也应听从召唤，以补前误。若能想到巨额培养费都搜刮自破衣褴褛的苍苍黔首，邱副将大人更应该挺身而出，以作报答。但在战后大清帝国急需人才、重建海军的艰难竭蹶中，邱宝仁大人却消失了。 

    3年后的1898年，日军从威海撤走，陈万清回到海埠村。村民说他是来看望干儿子邵居海。但是，我更相信他是因为有个浓浓难化的心结，战地重回，是来凭吊过去，慰藉心怀的。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中的大喜大悲之地，一定是他(她)内心深处最清晰、最强烈的召唤，无论他(她)身处多远。从经历了生死之劫的军官到皮袍貂帽的阔商，陈万清的心路历程，应该更多的是看透甚至看破。重回威海卫南帮战场，陈万清肯定要经海埠东夼向东，去自己浴血奋战过的杨枫岭炮台，途中经过摩天岭，他肯定登临过，只是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不知道他是怎样感伤滕县同乡张友志、徐哨官以及周家恩、何大勋之死的。

    历史回放

    1958年5月22日，海埠村80岁的农民邵景泰口述：冬青顶(摩天岭)炮台有十几门炮，正在冬青山头上。炮台周围都是垛口，一个垛口一门炮。炮台只有入口，在正北面。炮台周围挖了很深的沟，沟边上堆满了鹿砦。正月初五上午，日本兵从南面攻炮台。炮台南面坡很陡，日本兵好容易爬上鹿砦，中了排雷，死了一百多人。日本兵人数很多，密得像蚂蚁一样直往炮台上爬。炮台上的守兵打得也真顽强，日本兵攻上来三次，又都被守兵夺回来了。我那个时候在村里看见清兵的大旗倒了三次.又树起三次。我听说还打死了日本司令。

    陈万清坚守杨枫岭炮台，也打得很顽强，1904年日军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承认这里比旅顺口炮台难打，但对他督修的杨枫岭副炮台却无一记录。以16门75mm口径行营炮的灵活机动，居然没给日军留下“一笔”印象，很不可思议。要知道，1895年1月30日早晨7时半威海南帮保卫战开始时，日军右路纵队唯一的炮兵支援火力———第六师团第6炮兵联队第三山炮大队(欠第六中队一小队)石井隼太少佐所部，就把发射阵地设在杨枫岭炮台东南约3华里的九家疃北山，这个位置比杨枫岭炮台低，大口径火炮可能无法俯射，但与杨枫岭副炮台相平，居然一点没受到攻击，令人匪夷所思。 

    百尺所村村民说陈万清在战斗中还刀劈了建议逃走的侄子(也有一说是表弟)，大义灭亲之举，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狠角色。杨枫岭炮台药库被炸起火后，再守无益，陈万清率部撤离。此时，杨枫岭以西的摩天岭、小莲子顶一带已被日军遮断，但陈万清却能带领一队溃兵成功向西突破至沟北村西，到达今天杨家滩以北的沙滩。在此，这一队溃兵又遭到日军第二师团步兵第5联队两个中队(连)的追击、合围，被困在一览无余的海滩上，成了活靶子，陈万清的乘马被击毙，最后，在抵近海岸射击的北洋海军舰炮掩护下，陈万清换乘一马，成功逃跑。情势凶险，生死关头，官兵争相逃命，人比马多，陈万清居然还能换乘马匹，这匹换乘马怎么来的？跟南帮溃散的绝大多数绥巩军一样，陈万清根本没回威海，尽管当时威海防务极其需要人手。他也没像自己的上级“刘胡子”一样先逃回威海，再上刘公岛，最后化装乘“康济”练舰随北洋降军逃到烟台，陈万清是一步到位，彻底逃离了威海这一凶险战地。

    记者小记

    历史如此弄人，死难的周家恩等彻底消失，被村民敛葬入土的周家恩遗体不知是否归葬故土，至于他桑梓何地，史料失载。关于周家恩，今天的我们知道得很有限，逃出生天的陈万清则有机会发财，活得有滋有味。刘超佩逃得“更赚”，战后清廷中央追究责任，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给他下了“死罪”结论，他最后居然能逃过一死，到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又当上了驻扎河北迁安的第二镇步队第二协统领，相当于旅长。笔挺军装、大檐帽、高帮马靴，刘超佩可谓风光。逃命者活得无限风光，死忠者从此湮没无闻，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梁启超对李鸿章有“生逢时艰”、“一人蒙时代之诟病”的感喟，今人对丁汝昌有“艰难一死揽全责而全他命”的同情。但是，那些生前煌煌的所谓时代精英个人，之于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功过，我向来不主张隐恶扬善的犬儒逻辑———把“功”归之于个人，是人足赤，而无一失，而把“过”最后归结于所谓“腐朽的某某制度”、“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种教科书式的超人结论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无的归责。

    在我看来，每一个活跃历史其间的人，尤其是占据了历史记录版面的所谓时代精英，尤其是那些以煌煌铜像或敦厚石像被后人所缅怀的，对于“一治一乱”的中国式死循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尸位原罪，这一点，既关系到后人对历史的认知方式，更在冥冥中决定着今人、后人对于当下今务判断的价值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