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倪自放 图/本报记者 徐延春

    10月10日，垦利县垦利街道东陈村农村电影放映员苟学华家中。“垦利县的每个行政村我都去放过电影。”苟学华这样告诉本报记者，“放电影放了35年，一开始是我自己，后来我们夫妻两个放，人家叫我们‘夫妻放映队’，现在我儿子也在放电影。”

    因为喜欢，不知不觉地坚持下来了

    “从1976年到现在，我在农村放映的电影接近一万场了，用过八台放映机。35年了，农村电影放映的坎坎坷坷、高潮和低谷，我都经历了。”苟学华边往机动三轮车上装放映设备，边给记者讲他的“历史”。

    1976年6月，20岁的苟学华高中毕业后，因为能写会画，被招聘到公社制作科教幻灯片，跟着电影队放电影。从此，他迷上了放电影，很快成了放映队的骨干。妻子陈怀英因电影与他结缘，也因爱丈夫而钟情于电影放映事业。

    能够进入放映队，苟学华说除了自己能写会画，还因为自己“非常迷电影”，“那个时候农村没什么文化生活，电视也没有，来个放电影的，不等吃晚饭就早去占座位，甚至为看电影跑好几个村。那个时候我确实对电影很迷，常想，等长大以后能放电影多好！没想到长大后真能放电影了，自然是高兴了，感觉当个放映员很神气。”

    “我们放映队的放映员都是临时工，后来，队里的其他两个放映员不干了，我就自己干。”苟学华说，当时夫妻两个赶着毛驴车拉着设备在全公社农村放电影，每天忙到晚上12点，但自己劲头一直很足。“俺就是喜欢，喜欢的事情就会不知不觉坚持下来。当初俺两口子都放电影，孩子没人管，就放在拉设备的毛驴车上，每次半夜放电影回来，孩子都在毛驴车上睡着了，现在俺儿子也在放电影。”苟学华自豪地对记者说。

    那是农村电影放映的黄金时代，苟学华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那时候放电影条件差，但很受欢迎，每次放电影都有几个村庄的人来看，几百人上千人一起看电影的情况都有。支一块影幕，摆一张桌子，放一台机器，学校场地、村镇空地就成了露天电影的放映场，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放映场就几乎坐满了，树上、围墙上，甚至影幕后面都是人。”

    除了是个电影放映员，苟学华还是一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因为工作的缘故，有的电影要看很多遍，但他并不厌烦，反而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像《地道战》《地雷战》这样的电影，我应该看过50次以上，但每次都很喜欢，经典啊！”

    儿子女婿加入，“夫妻队”发展成“家庭队”

    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电视节目不断更新，露天电影放映慢慢边缘化了，苟学华面临机构改革、电影放映队解散的困境，于是他不得不回村承包几亩稻田以维持生计，但电影情结使苟学华始终无法释怀。1992年，苟学华自费购置了放映机等设备，成立了个体放映队，和妻子一起继续着他们的放映梦想。

    1992年苟学华自费购买电影放映机的时候，是农村电影放映最低谷的时候，垦利县全县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基本停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以前在公社放映队时，只管根据公社的计划放就是了，1992年以后，自己的机器，自己买片子，还得自己找放映的地方，比较困难。”

    1993年，苟学华较早开始用影企联姻的形式放电影，“当时我找到垦利县环保局，说服他们让我放映环保科普片，然后我到济南花800元买了相关的片子，环保局出费用，让我在农村放故事片时加映这个科普片，一共放了100场，环保局每场补助我50元，我在农村放映时基本不收费。当然环保局不是企业，不过这种赞助放映的形式，我后来用得就比较多了，很多企业通过我的放映加映广告，我有了资金支持，放映电影的场次也开始回升了。”

    苟学华不仅爱上了农村电影放映这一行，把妻子拉进来，儿子苟俊辉从学校毕业后，也开始跟着苟学华在农村放电影。2006年，苟学华开始带女婿学习放映电影，“夫妻放映队”开始向“全家放映队”转变。

    到农村问一下，喜欢看电影的人多得是

    2007年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一个转折点，当年，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广大农民群众看到好电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广电总局等四部委提交的《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的意见》，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山东则提出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目标：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出资，保证全省农村的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也就是政府买单请农民看公益电影。

    政府实施公益电影放映，苟学华也领到了政府补贴，更换了放映设备，放映机由一台发展成两台，“每天下午约好放映的村庄，我们夫妻俩就和儿子一起出发了。我们两台放映机一辆车，儿子开车先送我们两口子到第一个放映地点，然后他带着另外一台放映机去别的村庄放电影，放映完再接我们一起回家。”

    由于政府实施公益电影放映政策，苟学华一台放映机一年放映场次达到320多场，而垦利县有11个农村电影放映队，整体上放映场次增加了不少。全省2011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公益放映加商业放映)将超过100万场，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电影最红火时候的场次。但苟学华说，由于现在农村娱乐形式多样化，每场电影的人数已经达不到红火时候的上千人，“现在在农村放电影，中老年观众的比例很大。每场观众一般是一百多人，最多的时候四五百人。”

    “放一场电影观众最少的时候有几个人？”记者问苟学华。

    “我经历的观众最少的时候是五个人，但我坚持放完，那天放完电影回到家同以往一样已经十二点多了。”苟学华说，他不担心农村电影没有观众，“你到农村问一下，喜欢看电影的人多得是，只要有人看，我会一直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