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亚男

    从2005年开始，广东东莞的坤叔就一直在为他的助学团队争“名分”。
    这个助学23年、资助学生数千的公益团队，因为数不清的理由，被注册部门拒之门外，一直在做“黑户”。
    直到9月29日，一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的报道给事情带来转机。国庆节有关部门加班，两小时内给坤叔助学团队正了“名分”。
    “峰回路转的戏剧，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65岁的坤叔总结说。

    公益“黑户”的苦恼

    从“坤叔助学团队”成立那天起，坤叔就一直想着“正名”的事情。

    “坤叔”是大家对65岁的张坤的尊称。从1998年开始，这个东莞企业家就卖掉自己的建材，开始专职义务助学。而在此前十年，坤叔已经开始个人捐资助学。

    不断有热心成员参与到他的助学行动中去，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是请他牵线搭桥。到2000年左右，坤叔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团队，近千名成员加入进来。

    2000年，还没有“坤叔助学团队”这个名词。那年，团中央在湖南颁发了一个奖，对一些助学公益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但是到坤叔这里，事情就难办了。

    “其他人都是某某公司、某某团体，只有我们没有名字。”坤叔和他的助学志愿者队伍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代表自己。

    主办方领导只好临时沟通商定，“坤叔助学团队”被火线命名。

    第一次，他体会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尴尬。

    没有名分，就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理念，怕遭到别人的攻击。团队成员讨论时，不敢留开会记录，只能偷偷地聚会。

    而更让他着急的，是团队运作和“接班”的问题。

    助学团队的维护和运作几乎全靠坤叔个人的道德魅力。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助学者都需要靠坤叔牵线搭桥，完成自己的善举，而两头是数以千计的捐助者和受助者。团队中的人各有事业，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专职助学”。

    已中过风、做过两次心脏手术的坤叔越来越着急，许多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

    “大家总说坤叔如何如何，如果有一天，坤叔不在了，这个团队不能就这么散了。”他拿起一根香烟，慢慢点着，吸一口，“所以急着注册，就是考虑这一点。”

    坤叔参加过希望工程最早启动工作的调研，对于民间公益，他看得多，也想得远。“从希望工程开始，我知道很多助学组织，很多民间团队，他们都是昙花一现，坚持不了三年两年。没有注册，没有组织，没有人管，它就散了。”

    “挂靠”的难题

    从2005年开始，坤叔抓紧办“转正”的事，开始以“助学者协会”的名义申请登记。

    当时的情况是，像助学团队这样的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必须先找到一个主管单位，才能向有关部门提出注册申请。于是坤叔开始“找婆婆”。

    接踵而至的就是一连串的碰壁、尴尬和笑话。

    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局、残联、妇联、团委、政协、个体协会……找过多少个部门，坤叔记不得了。但答复是一致的：我们管不着你。

    关工委的人瞅着当时还没退休的坤叔一脸惊讶：“我们这里都是老干部的组合，你们团队里什么人都有，做生意的、民主党派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你们怎么是归我们管呢？”

    为了找到“婆婆”，“擦边球”也打过不少。坤叔找到妇联，试图用“助学———孩子———妇女儿童工作”的关系说服妇联接收下他们这个队伍。

    当时被拒绝的情形，至今想来让人哭笑不得。“被笑话，被人家赶跑，好丢脸。”坤叔说。

    2008年左右，民间组织注册的口子松了些。吉林、深圳等地开始放宽政策，不时有某某团体注册成功的消息见诸传媒，助学团队的一个深圳成员跟坤叔打了包票：“来深圳注册吧，一定能成。”

    坤叔兴致勃勃地抱着一堆材料，登了深圳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门。没想到对方一句话把他打回了原形：“助学也算是个行业吗？”

    “美容美发的、拉二胡吹口琴的、冶金行业、做饮食的都有协会，助学也算是一个团队吧？都是爱好，和吹口琴拉手风琴有什么区别？”他想不通。

    2011年4月，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一位科长明确告诉坤叔：“政策已经放开了，你完全可以在东莞注册，马上就可以注册。”

    “我说我不想再去找了，就算去也是揣着炸药包去。那位科长半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去，可以算我一份’。”

    “这次不一样啦，去试试吧”

    2011年8月5日，东莞明确宣布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松绑”———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不必再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做“婆婆”。

    但折腾了六七年的坤叔有些折腾不动了。

    “说不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每次去我都要发火，不想再去找啦。不注册不找他，我们也走了23年了。”看着媒体上吵嚷得厉害的消息，这个65岁的大叔边说边摇脑袋，“真是怕了哟。”

    “这次不一样啦，去试试吧。”当地一位媒体记者鼓动他。

    8月9日，坤叔第7年、第N次提出注册申请。

    这次的态度确实不一样。一番沟通之后，气氛好得不行。对方甚至表示，即使坤叔团队达不到登记条件，也可以先备案，取得合法身份。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注册的事儿准成了。坤叔欢天喜地地提交了材料，回家等通知。

    三天后，有消息了。

    对方的答复是：请示过省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领导，名称不对。

    坤叔申请的团队名称为“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于是这个名字被拆分成三部分，对方不厌其烦，逐一说明“问题”所在。

    第一，“千分一”有可能会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违背了慈善自愿的原则；

    第二，“公益”二字涵盖太广，而坤叔助学团队目前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助学；

    第三，“协会”涉及的面更广，总不能以后有助学的都要加入到你这里来。

    一二三，条理分明，坤叔一下子被说愣了。

    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经办官员笃定地跟他说：“千分一”的说法，一定不能用。

    “也就是说，一个名字7个字，全都有问题？”坤叔反问。

    团队之所以坚持“千分一”的名称，是因为团队人员20多年形成的一个共同理念———拿出合法收入的千分之一做公益。不接受任何社会捐款，一对一地直接捐助，团队成员公开透明地花自己的钱，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数以千计成员的集体行为，有目共睹，怎么就成了“硬性摊派”？

    “说我们有摊派之嫌，这很荒唐。我们就是个民间组织，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摊派？我叫你给我5分钱你给吗？叫民政厅每人给我5分钱他们给吗？我们这么多年不接受社会捐款，一直坚持到现在。怎么就有摊派之嫌了？”

    气急了的坤叔不想再解释什么，喘口气，只说了一句：“算了，‘千分一’不能用那就不用，我不注册了，我们放弃。”

    对方不吭声。注册的事再次“黄”了。

    又有9家社会组织递交了“转正”申请

    事情就此搁浅，一晃又是一个多月。

    10月1日清早，一个电话打到坤叔手机上，正是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这位官员的电话。

    对方通知他开一个协调会：假如有空，麻烦您下午3点到市政府来一趟，有点事要商量。

    毫无由头的一句话，让坤叔猜了半天。

    坤叔甚至想到了“看下午是进牢房还是拘留所”。因为此前，他跟相关主管部门吵得实在厉害，拍过桌子、吵过架。

    一个当地媒体记者打来电话：“坤叔你不知道呀，省里主要领导关注你这个事啦。”

    “完了，可能要被抓起来判个一年半年。”坤叔心里闪过这么个念头。

    9月29日一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背后》的报道，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给事情带来转机。

    10月1日下午3点，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长胜带队，十余人在东莞市政府开了协调会。

    下午4点，会谈结束，一行人来到助学团队办公所在地天海大厦，考察资金、场地等问题。

    下午5点左右，坤叔拿到盖有东莞市民政局公章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批准通知书》。注册名称“东莞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

    “千分一”的提法维持不变。7年寻求注册的“坤叔助学团队”，终于修成正果。

    从10月1日下午3点协调会开始，到坤叔拿到那张薄薄的《批准通知书》，时间不过两个钟头。

    坤叔有些晕，有些惊，但他说，他没有喜，真的没有。“热情都耗没了，也就只有惊，没有喜了。”

    直到获得登记批准，坤叔还是想不明白，他们搞助学、搞公益都23年了，公益团队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放到桌上用放大镜来看，“到底还有什么好提防的？”

    “注册成功了，可能更会得罪人。”坤叔的顾虑很现实，因为经此一事，和当地主管部门之间的尴尬是免不了的。“以后见面要怎么说话？只怕大家会很难相处。”

    根据统计，东莞市目前已有3000多个民间组织在册，而刚刚添上去的“千分一”公益组织，无疑是其中最曲折和最有故事的一个。

    “坤叔事件”后，广东省民政部门表态，今后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行政许可外，其他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均施行直接登记制，各地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或拖延执行。

    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的方案》两个政策性文件已经草拟。

    截至10月13日，东莞3家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已经正式登记，9家社会组织递交了“转正”申请。

    “峰回路转的戏剧，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65岁的坤叔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