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崔滨  广东佛山市2岁女童在18名路人的漠视中濒临死亡的消息，如今已经发酵为一场对人性冷漠、道德沦丧的大讨论。对于见死不救，道义上的批判固然不可少，但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其良好规范的建立，则不仅仅仰赖于道德的建构，社会体制保障的健全才是我们勇于突破心障，奉献爱心的基石。

    眼下，遭受2次碾轧、失去18次救助机会的小悦悦，正在与死神做最后一搏，在病房外，从佛山市到广东省，都在为如何谴责见死不救、倡导见义勇为，做着挽回城市舆论形象的努力。

    事实上，人性的冷漠并不仅仅是佛山的问题，如果小悦悦的事故发生在其他城市，相信依然会有路人畏惧绕行，所区别的可能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如今社会道德的失范，确实已到了急需转变的时刻。然而，在佛山市、广东省或以重金激励见义勇为，或推动见死不救入罪等强力方式力图扭转局面时，我们理应冷静，这是否就是扭转社会风气的终极解决方案？

    首先，人心的冷血、道德的沦丧，只是公民不安全感爆棚的最终结局，由“果”用力改变“因”，难免有南辕北辙之忧。

    再看立法手段。的确，以法律“越俎代庖”制约道德，从德国、意大利到美国均有成例。但彭宇案、许云鹤案以及“老人跌倒不能扶”的现象，已经让热心助人未必善有善报，见义勇为却被反口诬赖的结局深入人心。

    若果真以法律强制救助，让仅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在获罪和被讹孰轻孰重的纠结中迅速作出判断，的确有些难为并非圣贤的普通市民。因此，以严刑峻法唤醒世道人心，仅仅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其实阻碍公众救死扶伤、出手相助的，还是内心中对社会和他人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而造成这种不安全感的，则是社会体制、法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要想扭转这种不安全感，眼下流行的“校长撑腰体”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如果老人摔倒了你去扶被讹诈了，学校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学校替你赔偿！”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给每个公民提供完善的法律和经济、医疗保障机制，那么出于经济角度的讹诈或将大为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而见义勇为者也无需过分担忧补偿与法律责任的判定。等到全社会都来为你“撑腰”的那一天，相信将不会有人在小悦悦面前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