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晓闻 

    小悦悦已经离开了，事故引发的讨论和思考还在继续。网络上“见死不救应入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冷漠和围观渐渐成为周围人的一种习惯，当路遇不平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缩头缩脑，法律是否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有人说，如今讹诈救助者、诬陷好人的现象让社会风气败坏，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法律进行道德指引，请法律来“主持公道”。在笔者看来，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两把标尺，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见义勇为或者见死不救本身应该属于道德问题，可以立法调整，却不宜用法律来强制。换句话说，笔者赞成立法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却不赞成用法律来惩罚见死不救者。因为人们总有规避法律的心理，刑罚和强制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南辕北辙，可能会有人由于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  

    “见死不救入刑”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对罪行界定的标准。如何才算见死不救？路遇不平，行人漠然而过，如何判定他是“没看见”还是“不想救”？如果路人想伸出援手而又不敢，犹豫之后掏出电话报警、叫救护车的算不算是见死不救？罪行标准的界定、证据的获取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何况，从医疗救助的角度来说，摔倒的老人、被撞骨折的孩子有时候是不能随意用手去扶、去抱的，扶了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看到跌倒的老人主动想去帮扶，看到被撞的孩子主动想为其呼救，这本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道德觉悟，还需要冷冰冰的法律来制约吗？法律有那么多触及不到的角落，而这些角落正是靠着人的良心在支撑。要提倡见义勇为，比立法更迫切的，应该是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让良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