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乾隆喜欢带旅游团到江南去学习考察，不但老婆孩子一大帮，而且各部办委局倾巢而出。本来这对江南来说是件好事，可以旅游立江南，旅游兴江南的，哪个旅游区，不想干部考察团多组团前往？可是，乾隆带人来，绝非好事，他只带人来，而不带钱来的，一路玩，一路吃喝，衣食住行，都得地方负责。

    纪晓岚先生饱读儒家理论，立志当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魏征式名臣，所以准备文死谏：“江南财力尽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惹得乾隆大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学习考察当然是国事，不是私事，私事旅游，那是得私费的，干部旅游玩耍，因为都是公款报销的，所以可以推断都是国事，纪晓岚干涉国事，自然自找没趣，活该讨骂。有人说，老纪挨骂，只是乾隆同志一时恼怒，说出这般话来，平时乾隆同志对老纪是非常器重的，天天带在身边，国有疑难都问他。

    其实误矣，乾隆不准老纪们妄谈国事，是乾隆同志的一贯主张，甚至可谓之乾隆同志的理论核心，与唐宋比较，这还是乾隆同志的理论创新。唐太宗是准许大臣们谈国事的，他觉得“一人之虑”十分有限，凡事得与宰相筹划，与百司商议，才“于事稳便”，一代女皇武则天更写了一部理论著作《臣轨》，道是“臣主同体，上下协作，是其道也”。

    到了雍正那会儿，上下不可协作了，他叫大臣回去“安乐颐养”，国家大事都归他一个人操心就够了，不但他有精力操心国事，下面干部的家事他都可以包办，“虽日理万机，而于大臣家事尚能办理”。雍正只是自为，到乾隆，更上升为理论自觉。乾隆同志的理论要点是有许多的，比如容许臣子存在，只是国家养倡优；比如天下兴亡，不但匹夫不得有责，大臣也不得有责，你们把责任与权利担去了，我干什么？“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比如不准出现名臣，国家如果有名臣，那是国家之祸，非国家之福，“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也。”

    不准操心国事，不准以天下为己任，不准出现名臣，不准聪明，不准能干，不准德高望重……这三不准十不准，概括起来，就是不准德能勤绩。不准有绩，这是好理解的。打仗是送命的事，谁送命送得狠，谁容易出成绩，这时君主都是喜欢部下建功立业的，但革命取得胜利了，哪个皇帝愿意部下功劳大大的？功高震主，该死！皇上是可以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臣子呢？可以马上得大功，不可马下还有功；县长的功劳比市长的还多，比市长还出名，那怎可了得？即使你有成绩有政绩有功劳有功勋，也是我乾隆正确领导的结果，直白地说，就是我乾隆的：“由此观之，数十年来，惟持皇祖皇考暨朕一人竭力主持。”康乾盛世，都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人干的，没其他人什么事。

    不准有德，好像不好理解，其实也很好理解。建筑老板、房地产老总、高速公路承建商等等，送票票来了，人人有份，独你不要，你准备置大家于何地？个个都有蜜司，有二奶，有小三，你却独善其身，你什么意思？酒席准备好了，吃喝按摩一条龙服务都安排好了，与白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一起玩玩小意思，大家都去了，你不去，则“非我族类”。

    不准有能，雍正与乾隆说得很明白了，雍正多次强调：“天下大小之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乾隆把纪晓岚当倡优，把宰相呢，也不过是当拿笔端砚的书童罢了：“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钩执政之宰相也。”要你逞什么能？签字我一个人签了；要你逞什么能？拍板我一个人拍了；要你逞什么能？出主意我一个人出了。

    官场的事情，有可说不可做的，有可做不可说的，比如不准德能勤绩这个规则，一般而言是可做不可说，或者是大喊大叫要德能勤绩，实际上得按照“不准革命”与“不准德能勤绩”去做，为什么？因为你还不是皇帝，你不能来明的，只能暗箱操作，像乾隆，人家是皇帝，怎么说怎么对，才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只是乾隆所谓“无名臣”，则可逻辑推理为“无奸臣”，“有名臣”，则逻辑推理为国家“无福运”，好像不太对，比如乾隆时期，名臣确实是没有，奸臣有个大的，和珅不是中国第一贪么？比如晚清国有疑难，全赖曾国藩等“中兴名臣”；当然，也赖祖国物博地大，山高林又深，有纵深，可供慈禧往纵深地带跑。

    回到题目上来，乾隆不准德能勤绩，好像只不准德能绩，没反对勤啊，没反对大家给他卖命啊，这个呢，不用乾隆反对，干部自己给反了，既然不准德能绩，或者说有德能绩者，都进不了步，升不了官，我还天天上班干吗？打牌耍去，回家睡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