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日前，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强暴小店老板娘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害者的怯懦和施暴者的强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宝安区委区政府将五名相关责任人停职，并依法从重、从快、从严处理犯罪嫌疑人杨喜利。

    但此事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与警醒，却远远不能就此打住。这起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恰恰反映了我国基层执法中隐患重重的普遍现实。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且风俗多样，基层管理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难题。由于公务员数量的限制，一些最基层的执法管理权，需要通过临时聘用、整体外包等各种形式分散出去。这种权力外放，固然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但一旦处理不当必然养痈遗患。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一些基层执法部门招取外聘人员的准入门槛非常之低。很多本身素质不高的人，一旦得到了基层执法权，只会片面地盯准“权”而自动忽略“法”，杨喜利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人将自己的制服和警棍看做威吓他人的工具，在具体工作中，他们更为迷信纯粹的暴力，并形成了惯性思维，动辄对人拳脚相向。

    尽管基层执法权存在滥施现象，但权力一旦被外放，收回就成了一大难题。根据联防队长钟思贤的说法，杨喜利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就会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为此他写过很多次检讨和保证书，但又屡教不改，他们对此“无可奈何”。

    这个“无可奈何”，正是基层执法队伍管理难的集中体现。饮酒和打人，无论从纪律还是法律的角度上看，都是决不允许的，但处理措施只是写检讨做保证，未免有些敷衍了事。至于“无可奈何”，更不是执法部门应有的态度。

    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到位，令杨喜利之流将神圣的国家权力揣入自己的口袋。他们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在他们欺上瞒下的手段之下，警察没有成为人民的保护神，却成了他们狐假虎威的保护伞。

    仅在事发之后秋后算账，免几个职衔不高的基层官员，无疑只是隔靴搔痒。在准入体制上动刀，在日常监管上用功，才是杜绝类似现象的对症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