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这跟人类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的诗歌,接下来将如何演绎它自己呢?
2012年12月14日—12月16日,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叫“玫瑰之名”的地方参加《诗探索》杂志的一个活动:“打开窗户——新诗探索四十年”。这时离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来临只有一个星期。整个世界灰蒙蒙冷飕飕,飘着雪花,我盯着天空看了很久,想知道一丝消息,但是天空不肯告诉我答案。
三天里,走马灯一样的各种各样与诗歌有关的活动围绕着“玫瑰之名”这座高大厂房展开。斑驳砖墙上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模糊字迹,收集来的数不清的老式木窗可以随时升降,悬在舞台前方,一只前工业社会的老式粗大烟囱隐约显现。当一位穿绿色军大衣的老者将一架热腾腾的烤地瓜炉子缓缓推进来,一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双人摩托车呼隆隆尘土飞扬地驶进来,我仿佛一下子返回到了在省城郊区的工厂附近拎着小铁桶捡煤渣的幼年。那时我走路还不太稳,对于煤核,我不捡大的,专捡小的,越小的越喜欢捡了来,等到把满满一小桶很小很小的煤核提回家时,我妈妈哭笑不得。中国当代诗歌的窗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一扇一扇地打开来的吗?
几个先锋实验诗剧的片断被连缀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它们也许是根据一首或几首诗歌的文本改编的,或许就是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剧本。舞台道具十分简洁,充分利用着西方音乐、欧化舞蹈、哑剧肢体语言以及声光影电的传媒方式,与此同时,中间亦可直接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诗朗诵,而这一切手段的“共和”,是为了展现出中国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在这里,诗歌意蕴被最大限度、最多角度、最多层次地呈现出来,通感在这里不再是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观众置身现场,感到自己也是这些诗剧的一部分。我在这些诗剧里感受到了这样的弦外之音:艺术是自由的,诗歌是自由的,而且真正的自由是从来不穿国服和制服的。
我愿意把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看成诗。这样的诗性小说,其内核比很多诗歌更接近诗。《狂人日记》在这里被排演成了后现代话剧,舞台无比荒凉,只有一堵又一堵以红砖垒起来的不高不矮的墙头。狂人穿着破棉袄,瑟缩着身子走来走去,一群演员坐在墙头上,陆续朗读全文,眼神无比怪异,气氛紧张,电吉他手以旁白身份坐在一边,偶尔穿插进来,一遍又一遍地弹唱:“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每当这时,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外涌。
遂回想起这年秋天在深圳“第一朗读者”现场的情景。音乐人把我的那首短诗《火车站》改编成了摇滚,边弹边唱,电吉他和电子琴一起模拟着列车进站的轰轰隆隆、汽笛长鸣以及行李箱轮子在水泥地板上滚动的喧哗,使得一首原本静止的诗最大限度地运动了起来,诗似乎从纸页上站了起来,机械文字变成了有机画面,序列性空间变成了共时性空间,自我表现变成了群体共鸣,诗里的命运感因此被渲染得比文字本身更加淋漓尽致。
如果世界末日不来,我还得继续给学生上课,现在这些节目对于诗歌教学方式倒是很有启发。对于诗人、对于纯粹的诗歌写作来讲,数字化手段的掺入很可能会损害词语的生命力,会使得诗人们的写作趋向平均值,最终是有害的。然而,对于一般的普通的大众读者来说,怎样让诗歌跟他们更亲近,显然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数字化手段对于让诗歌走向或渗透进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无疑是相当有力的。
“如果世界末日果真要来,只剩下了二十四小时,你准备做什么?”一天吃晚饭时我问道。我先说自己要变卖房产做盘缠,去南极看企鹅,我喜欢企鹅穿着燕尾服走路的样子。在场的翻译家、诗人李寒先生说:“我哪儿也不去,要呆在家里继续翻译阿赫玛托娃,把长诗《安魂曲》再校订一遍。”他比维克多·雨果还固执,雨果曾用反证法证明,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李寒则想用个人实际行动证明,人在诗在,甚至即使人类不存在了,诗歌也不能消亡。我于是想起记不得在哪里读到过的一句话了:“八点钟上绞刑架,七点半还在下棋。”嗯,这才叫风度翩翩。我思忖良久,忽然想到,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人类和人类文明灰飞烟灭了,诗歌当然也没有了,其实这也并不可怕,因为上帝自有办法,他也许会重新缔造出一个伊甸园来,让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再次相遇,人类又繁衍生息,人类文明再次肇始新的一轮。于是,还会从早期人类的劳动号子即“杭育杭育”派开始,产生出诗歌来,还会有屈原、李白、杜甫,还会有阿赫玛托娃们、帕斯捷尔纳克们,还会有惠特曼、狄金森、艾略特、奥登、帕斯、希尼、米沃什、策兰,还会有《尝试集》、九叶诗派、白洋淀诗群、朦胧诗、第三代……还会有勇者为中国当代诗歌把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来。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据说在这数字时代之后,人类将进入所谓光子时代了,而诗歌,这跟人类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的诗歌,接下来将如何演绎它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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