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兼容并包呢?”本报记者问他,“以前所讲的兼容并包多指各种思想争鸣,是横向的,而您的这种兼容并包是纵向的,容纳更多的阶层,尤其是向底层群众延伸。”
“我们在横向上也是扩大延伸了的。”周其凤笑言,“北大现在的兼容并包有很大发展,至少有两方面跟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不同。一是北大已主持召开了十届北京论坛,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也就是说这个兼容并包,考虑到了全世界的和谐,这是比蔡元培时代更博大的主题。另一个就是北大参与主办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除了人类自身,还关注到了人与自然,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讲兼容并包的这种包容、这种胸怀,其实也是有时代性的。我有时候很为北大自豪骄傲,我在某篇文章里讲过,蔡元培先生不在了,但北大的兼容并包还在,我们不仅是尊重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把它发扬光大了。因为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学校内部的百家争鸣,还是世界的；不仅仅是人类的,还有自然的。”
周其凤也一直在大力发展北大的网络教育——这是他卸任时所说五个梦想中的第三个,“希望每个想成为北大学生的人都能成为北大的学生,让北大成为全国人民的北大。”
周其凤的另一个梦想是收回沙滩红楼,但他也承认,“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不能说是头破血流,也差不多吧,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本报记者问他,2009年剑桥大学800周年校庆邀请了800个人,每个人给100年以后的某个人写一封信,放在剑桥大学。他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他说那是我写给100年后的北大校长的,信里还提到了沙滩红楼。至于内容,周其凤露出了“老顽童”一样的笑容,“反正100年后拆信,我是看不到了,你们肯定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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