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在中国的641家高尔夫球场当中,一些球场最近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以评估潜在损失会有多大。它们很不愉快地指出,会员资格市场出现了数年来的首次下跌。”这则新华社转发的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网站6月20日的报道,引发中国网友广泛关注。让这些高尔夫球场不愉快的,是来自中纪委5月27日在纪检系统开展的“清卡行动”。
6月20日是“清卡行动”最后期限,来自各地的信息显示,南宁、石家庄、太原等多个地方统计结果显示没有违规。
这场还没有违规现象的行动被解读为中纪委反腐布局的重要一环。
自十八大以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后七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反腐问题,他坦言“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更强调执行的力度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他强调,“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应按时清退,真正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正人必先正己。”6月23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这样,在下一步反腐行动中,纪检监察系统说话才更有底气,办案更有力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其说是小题大做,不如说这是一场特殊的“豁免运动”,它可能让更多的纪检监察系统人员充分意识到,作为反腐败主力军,纪检监察人员必须获得必要的特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轻装上阵,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反腐败工作中。
香港廉政公署当年成立之初,曾经面临纪律部队中根本找不到清正廉洁官员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港英当局不得不实行特殊政策,给香港廉政公署人员以豁免权,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有党内人士分析,“清卡行动”似乎暗示,不久的将来中纪委反腐又会有大动作。
上述《泰晤士报》网站的报道称,清退会员卡是中央发起的反腐行动内容之一,“中共的命令首先下达给了直接参与监督其他公务员行为的纪检官员。一旦这些官员整肃完毕,行动就可以扩大到中国的其他700万名官员。”
乔新生认为,中纪委此项举措从更深层次来看,为今后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打下良好基础。从短期来看则是一个明显的姿态,旨在告诉社会各界,纪检监察系统反腐败从自身做起。
庞胡瑞分析,相对以往,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反腐力度比以前更大,“在反腐制度构建下力气同时,更强调执行的力度。”
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也强调“三管齐下”,即执行、预防和教育。“如果执行做不到,其他作用不大。”
十八大之后,全国至少有18位厅级以上官员遭免职或落马,网上遭到举报或热议的腐败高级官员,都受到中纪委过问或审查。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资深记者邓聿文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相比过去,反腐的频率更高,措施更有力度。
面对“改进—回归—再改进—再回归”的循环怪圈,十八大后,中央专门出台八项新规,且强调领导人要率先垂范,做好榜样,此外,还有督察和检查。这都是过去类似规定没有的。
用制度建设
根治权力滥用
十八大之后,中央在反腐举措不断推出时,也更加侧重反腐制度的建设。
去年,在王岐山召开的座谈会上,马怀德、姜明安等多位知名学者建言。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切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今年,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此外,王岐山亲自担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上半年,中央巡视组分为十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展开。每个巡视组都在网上公布电话和个人信息,比以往更方便举报。
“举报腐败是社会民众参与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举报腐败中,具名举报起到关键作用。”庞胡瑞表示。
中共中央纪委第十八届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侧重反腐的制度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民分析,这表明党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根治公共权力滥用。
“其实,反腐制度建设一直都在制定,只是这一次力度更大、决心更大。包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说法,都反映了党对反腐的重视。”庞胡瑞表示。
著名反腐专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曾表示,现时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现象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性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而构建反腐制度和健全反腐法规显得尤为重要。
而党内分析人士对两部党内新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出台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加强自身制度建设的最新重大举措,中共首次拥有了正式的党内“立法法”,有利于党内制度化反腐。
邓聿文表示,加强治本建设,应做到政府的决策尽可能公开透明,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定反腐败法,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惩治腐败的制度保障体系。“目前仍是政策多、法律少,中央加大立法建设极有利于从根本上进行反腐。”
“零容忍”
心理文化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习近平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香港政府在反腐当初不仅仅依靠客观上的执行和预防工作,还进行主观教育。香港廉政公署也意识到,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不能仅仅依靠反腐败机构,还要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性。
“重要的是部分民众心理的转变,有一个容忍腐败的文化向拒绝腐败的转变和扭转。”庞胡瑞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增加腐败者的预期成本更具艰巨性和长期性,当时香港廉政公署采取“后向整合”战略,通过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的长期教育,营造一个普遍谴责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以增加腐败分子的心理成本和社会不认同感。
庞胡瑞表示,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也是反腐工作重要行为举措。自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项规定”出台以及中央后续反腐活动及宣传,促使群众更加坚决地相信中央的反腐力度,也对反腐充满信心。
“群众对腐败容忍度不断降低,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层采取一系列措施和网络的助推等,更利于反腐行动。”据庞胡瑞介绍,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反腐的网络关注度极高,取代过去教育、医疗等成为新的关注热点。
乔新生表示,应当把民众引入畅通的反腐败机制之中,让民众畅所欲言,并且成为反腐败的决策主体。
王岐山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其实,这并不说明当前并不治本,其实当前的反腐行为也是治本的一部分,后续可能还有更为有力的反腐举措。”庞胡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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