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考上了山东省劳动厅机器制造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当时中专的课程设置,语文相比专业课从简,但是谢芬桂老师教的语文课却成为同学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谢老师身材高挑挺拔,面目清瘦,目光炯炯,一张口还是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把读书念成“兜收doushou”。在他的课堂上,常常听到他亲切的问候。他会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说:“小弟弟小妹妹们,天冷了,不少同学远离父母来济求学,要注意保暖,避免伤风感冒。”这和许多看似威严的老师迥然不同。他讲起课来声情并茂,特别是朗读课文的时候,他那音韵铿锵的湖南普通话把大家引入到文章意境之中,他强调记好课堂笔记和写好作文会受益终生。我的作文常常被谢老师拿到作文评讲课上宣读,到今天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谢老师给我批改过的笔记和作文,虽然当年那些劣质的纸张泛着绿色还带着粗纤维,但上面他用红墨水写下的批语,却伴随我近50年。
课外活动时间,我常常扎进阅览室,借阅各种报刊书籍,谢老师夫人林老师主管图书,也非常喜欢我这个读书迷。那年中秋节前后,谢老师让我随他到家中,拿出几页油印的诗词抄本送给我。他郑重地嘱咐我,这些从唐诗宋词中精选的名篇,中专的语文课本里没有,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兼怀子由》等千古绝唱,一定要烂熟于心,对于提高文学素养大有帮助。他还特别叮嘱:悄悄默记,不必宣扬。后来随着阅历增加,我意识到谢老师悄悄地给我吃小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那时,这些被称作“封资修”的文字,正在一天天走背运。如果不是偏爱,恩师哪会额外对我下功夫“浇水施肥”?今天的读者不会想到,那时的普通百姓家里,是难得看到书报的,更不要说《唐诗宋词》选本了。
记得1964年1月的那堂语文课。谢老师走上讲台,深情地给我们说:大家都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今天我们也上《最后一课》,这节课不用课本也不留作业,只讲我的亲身经历。这下子课堂立即肃静了,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静听。他从少年求学讲起,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到过抗美援朝前线。受组织选派,去做劳动部李立三部长的秘书,有机会经常陪同领导参加国务会议……“我多次见过毛主席,当面聆听过毛主席的指示”,这下子同学们都激动地“啊”了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他来我们学校教语文,原来是受到李立三的牵连。我那天的日记写道:“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堂语文课,才知道了谢老师丰富的阅历,他蒙受打击,仕途受创,从不消沉,仍然关心下一代教育事业,他对学生们倾注了那么深厚的感情,寄予了那么殷切的期望。看着老师慈祥的面容,想着以往的教导,想着再也没有机会听他上课了,泪水就把我眼睛模糊了。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站起来目送老师走出教室。”
学生时代壮志满怀,踏入社会多年,忙工作,忙生活,忙子女,愧无成就可言,无颜面见恩师。退休后,我每次去看谢老师,他总是说对同学们关心太少了；问起他离休后的生活,他说用了很多工夫研读孔子的教育理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正在撰写《孔子的教育智慧》。后来去看他,他高兴地拿出刚刚出版的这本专著,在飘着墨香的扉页上题写赠语,还谦虚地请我“多多指正”。
有一次,在谢老师的书房里,我看到1957年《北京劳动干部学校毕业纪念》大照片,在前排中间,有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及当年的劳动部长马文瑞等中央领导,前排右四则是谢芬桂老师,他高高瘦瘦的身架,比“左邻右舍”高出多半头。他爱人解释说,受到批判“立三路线”的影响,他被调离劳动部,先是安排到北京这所学校,1961年又下放到山东劳动厅,到省厅组建的山东省机器制造学校任语文老师。他一直干到离休,职称是高级教授。因为他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蒋中正),加之“立三”问题牵涉,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特别是文革,身心备受摧残。
对这个解释,谢老师只是和蔼慈祥地呵呵笑着,不做辩解。我想,这棵教育界的不老松,屡经打击而百折不挠,是什么力量充盈着他近百年的气血?应该是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质吧。前几年,他的儿子谢伯阳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老两口与爱子的合影悬挂在客厅正中,这应该是老人晚年最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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