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当自己的作品终于被评论家指出问题的时候,作家阎连科并没有不满,反而眼前一亮。只是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对阎连科作品的批评,仅仅在一句“阎连科的写作变得更为浮躁”后便戛然而止,这种点到即止的批评在阎连科看来多少有点“不过瘾”。
这已经不是阎连科第一次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不满,他总觉得现在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存在一层隔膜,并不时流露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黄金时期的怀念。循着阎连科的追问,本报记者梳理了一些书籍、文章,呈现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
一团和气的批评让文坛失去生气
身为作家,阎连科非常看重文学批评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文学的组成包括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三者缺一不可,“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且会矫正文学的发展”。
在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阎连科解释了批评家对作家的重要性:“批评家首先可以帮助作家读很多书。其次,作家的理性永远没有批评家更清楚。第三,与作家比起来,批评家更具比较性,他们为你的作品找到位置,纵向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横向上跟国外文学比较又处于什么位置。”
遗憾的是,现实常常让这位作家感到不满。阎连科直言,现在很难看到那种非常热烈的、不同角色你来我往的交锋。一团和气的文学批评氛围下,文坛自然少了生气。虽然问世的文学批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大浪淘沙后,能够真正指出问题的文学批评文章少之又少。
今年6月,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出席“新世纪文学理论座谈会”时,也表达了对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今天的文学批评使我感到恐惧,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是不看的。”在王安忆看来,如今的文学批评家非常强势,众生喧哗之下是铺天盖地的文章,一些作家的作品被“蛮横”曲解。
去年初,批评家汪政、晓华的文学评论集《我们如何抵达现场》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当下文学批评的新成果,《文艺报》刊发了书评人韩松刚的书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韩松刚指出,现在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对文学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越来越少。在文学批评家的眼里,作家仿佛已经“黔驴技穷”,而文学也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似乎已经没有值得去关注的价值和意义。
阎连科也有相似的困惑,在他的观察里,现在的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一些隔膜,批评更习惯于归类总结,而对文本作品的批评太少。这就难免导致批评流于简单的归纳而缺乏精确的分析,“中国当代有一批极具前瞻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但是,却缺少具有前瞻性眼光和独创性分析的文学批评”。
在一些文学评论家看来,如今的文学评论难度也在加大。文学评论家雷达就曾指出,在今天做一个文学评论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难。雷达解释说,今天的批评家不仅要面对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还要面对一个完全开放的、陌生的、广阔的世界文化,在应对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的同时,还要面对网络世界的纷扰,这就导致今天的批评家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比过去的批评家多得多。
宽松的社会环境曾造就了文学批评的黄金期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其著作《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之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有利于批评家正常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敌视批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里。”李建军在书中说,多数人信奉的生存哲学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么,凡事必然都是可以妥协的。这种思想如果主导了批评界,尖锐的批评和坦率的质疑的生存空间自然越来越小,甚至会被认为是“舞着狼牙棒”的“搅局”,是别有所图的“人身攻击”。
有感于文学批评的“一团和气”,阎连科承认,文学和文学批评已经过了所谓的黄金期。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在讲话中,经常会流露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追忆。如阎连科所说,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批评同样如此,“那个时代,文学批评帮助了文学,而文学也带动了文学批评,相辅相成”。这很像著名学者陈思和描述的创作和批评的理想境界:“相互较劲,相互成长。”
几年前,学者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曾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股回顾和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潮。在这本书中,查建英的访谈对象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甘阳、田壮壮等那个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访谈进行得较为深入,展现了那一时期的独特气质和氛围。《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对那个充满理想气质和批判精神年代的追忆与致敬,如查建英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远非一场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的‘文化热’所能涵括”。
1985年前后,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念,他的著作《性格组合论》问世后,迅速成为畅销全国的书籍。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创伤,文学的政治色彩弱化,更强调人文关怀；同时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国门大开,对西方人文社科类书籍的引介力度加大。文学评论家王尧在受访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具有某种过渡性质,它告别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过去,恢复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也开始重新与西方文学对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宽松的社会氛围,也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个复苏的土壤,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回忆说,当时的社会上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气息。王安忆更为怀念的是,当时写作与批评同时发声,双方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评论界不像现在这般来势汹汹。
文学评论家许子东讲过一个关于莫言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问世后,1985年,一众作家、评论家为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莫言开作品研讨会。“妙的是大家都说《透明的红萝卜》好,但是每个人都不明白讲的是什么。”
在这种氛围下,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横空出世。
文学批评应恢复精神的锋芒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化浪潮下,“人文精神危机”陆续显现,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从人文精神中退场,在商品经济和资本的冲击下,不再承担社会良知守望者的职责。
1993年,一批知识分子曾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但人文精神的缺失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这种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文学批评。阎连科说,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出现了问题,“它们之间越来越分离,甚至已经各成一家”。
文艺批评家谢有顺曾专门就文学批评的衰落撰文。在他看来,现在重提一些业已失去的批评品质非常重要,它可以防御批评家落入新一轮的精神腐败之中,“就当下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家现在最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的锋芒”。然而,让谢有顺失望的是,这些批评品质并没有得到普及,相反,会议发言式的、不负责任的吹捧文字却越来越多。
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提到过一个故事:在一个严肃的场合,一位批评家用夸张的语言评价一部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小说。不过,这本书在李建军看来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批评家的评价竟然如此出格,如此离谱”。
在这本书中,李建军语气不无激烈地说,如今文学批评几乎成了谎言和欺骗的代名词,作家和批评家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利益,心照不宣地利用传媒进行文化欺诈。一些批评家将粗糙的作品表扬成《红楼梦》,这种行为在李建军看来,与“睁着眼睛说瞎话”无异。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阐述了李建军期待中“真正的批评”:它应该是充满辩论色彩的争论,可以直率、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攻击,用事实和作品本身说话,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从功能和作用上看看,文学批评应积极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和作者的写作……批评会潜在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精神气候。”
文化批评者凌越则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还有两个特别的困境,一个是如今的出版呈爆炸性增长,从庞大的文学垃圾堆中筛选出几粒小小的珍珠殊非易事；另一个困境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准不够高,“既造就不了自己的文学大师,当然也就难以喂养出一流的批评大家。一流的文学家和一流的批评家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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