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鲁迅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还与周福清使用的纸张一模一样。而且,鲁迅的日记好像也是记到临死的前一天,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半耕半读的教书人家。他从小智力超常,12岁考取秀才,17岁考取举人,在科举道路上可谓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主考官李端棻便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当时的副考官王仁堪也想把待字闺中的女儿嫁给梁启超,但因为李端棻有话在先,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梁启超的这两位恩师,都是有故事的人物。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他早年丧父,长期随叔父李朝仪(曾任顺天府知府,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生活在北京。1862年(同治元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考取举人,第二年在会试中考取进士,继而入翰林院担任编修。步入官场之后,李端棻以务实肯干、锐意进取、爱惜人才著称。在3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深知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所以在1896年出任刑部侍郎以后,曾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的奏折。这一奏折除了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建议之外,还涉及用人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李端棻出任礼部尚书,全面负责教育体制和用人制度的改革。这种情况在他的同僚中非常少见。难怪梁启超后来有这样的评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仅李端棻)一人而已。”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流放新疆,走到半路又因老年多病特赦回乡。返乡以后,他主持贵州通世学堂,在讲学中经常把民权、自由和培根、卢梭等人的新思想、新知识挂在嘴边。直到去世之前,他还在信中对梁启超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其拳拳爱国之心,至今令人感动。 与李端棻相比,王仁堪似乎略显逊色。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是光绪三年(1877)状元,一生为人正派,敢于批评朝政,是一个忧国忧民、廉洁奉公的好官。《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庄谐诗话》中说,1893年王仁堪刚刚出任苏州知府,就遇上三年一度的乡试。当时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屡试不第,也来应考。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怕儿子再次落榜,便想使用非法手段。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此公性格倔强,待人刻薄,因此“科场得意、官场失意”就成了他的宿命。考取进士以后,他曾经出任江西金溪知县,但因为“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只好返回京城去坐他的冷板凳。1893年他因为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正好遇上儿子赶考。他打听到这一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与自己是同科进士,便等到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 周福清为了让这笔“买卖”不至于亏本,还在信中罗列了另外几个考生的名字,要求殷如璋一并照顾。为此,他向这几位考生的家长索取了不少好处。始料不及的是,当陶阿顺登船投书的时候,殷如璋与副主考周某正在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阿顺及时退下。谁知陶阿顺却大声嚷嚷起来,责问殷如璋为什么只知收钱不开收条。在这种情况下,殷如璋只好翻脸,索性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交王仁堪查办。 事情败露之后,周福清逃往上海,后因走投无路,又自首投案。有清一代,科场舞弊本来是杀头之罪,但念及他是多年老臣,再加上有人说项,最终被判处8年监禁。周福清入狱以后,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经过这次打击,周伯宜更是破罐子破摔,越发堕落起来。他不仅终日酗酒、吸食鸦片,还经常打骂妻子、乱发脾气。后来,他卧病在床久治不愈,于1896年去世,享年37岁。从此以后,鲁迅一家从小康坠入困顿。 需要说明的是,周家的故事有几个版本,均大同小异,这是其中一个。 纵观周福清的一生,大概有两件事值得肯定。其一是他虽然迷恋科举、热衷于功名,但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不无可取之处。他主张儿童启蒙不一定非要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应该先读《鉴略》。《鉴略》是明人李廷机根据中国历史编撰的一本启蒙读物。周福清认为读这部书既可以识字,又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因此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用《鉴略》开蒙的。他还认为小孩子识字以后,应该读《西游记》之类的小说,而不是读比较难懂的《诗经》。其二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这部日记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云和社会百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1919年鲁迅回去搬家时,因为东西太多,不方便带走,便用两天时间把它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鲁迅此举,实在是重大的失误。 有意思的是,鲁迅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还与周福清使用的纸张一模一样。而且,鲁迅的日记好像也是记到临死的前一天,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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