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是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饶毅
我生活的江西南昌到上世纪70年代不仅肉类缺乏,而且蔬菜、中秋月饼要定量,每年春节才有按家庭人口供应的所谓“年货”,不过是目前常见的腐竹、香菇、木耳、冰糖等。
我瞎猜,邓小平被打倒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大学可能也很心疼,虽然他两个最小的孩子在1977年前都上了大学,但很能体会全国家庭都希望孩子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有些人不关心全国的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有些人在行动上实际堵死全国很多读书好的青少年上大学之路,导致很多家庭灰心、很多青年前途渺茫。一个国家的广大青年没有前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那一届是十年来第一次不被遣送农村的高中“毕业生”。
1977年秋宣布高考入学办法后,青少年有了希望,全社会掀起学习的热潮,社会风气很快改善。我们明显能看到,突然从原来“学生读书无所谓、老师怕流氓”的情况(我有位男性班主任曾被流氓学生打过臀部,其他学生看到了但不敢说出是谁打的),变成了大家都集中精力学习,流氓学生几乎销声匿迹,老师得到尊重。这里说的流氓是在校外偷东西、恶性打架者。1977年以前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闹事的人逐年增加,恶性的流氓与日俱增。我看到过小偷把手伸进农民的口袋偷钱,也看到过流氓在商店用刀割顾客的包。当国家不给青少年希望时,恐怕这些是必然。恢复高考政策宣布后,这种风气很快改变,当然不是没有小偷和流氓,而是减少了很多,他们耀武扬威走街串巷的情况立即消失了。
老师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教学专长的老师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以前很多老师教学不积极,恢复高考招生后,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启用原来埋没的人才。我所在的南昌十中,一些靠边站多年的老教师,这时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老校长或教务主任。有位教了几年体育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数学老师,因为他的专业本来就不是体育；有位教了几年党史的老师也回到了他本职的英文教学岗位。
那时缺乏纸张,复习书特别走俏,如果有全套复习书,可能就很有利。我在中学和后来的复习中,从来没有及时得到应该有的书,因为买不到。可能印刷厂也来不及印这么多,以前排长队买食品变成了排长队买书。
我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他们七兄妹中唯一没在“文革”前读大学的,恢复高考后成为77级大学生。她是“文革”前的高才生,跳过级,她上大学时,我听到她一声叹息,说竟然差不多和我这个比她小很多岁的外甥一道读大学。如果不是被不负责任地耽误了,她的人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后来她的儿子是数学天才,“走遍中美都不怕”。
1978年考数学时,有道“三角形ABC三内角成等差数列”的题目坑了我。我在复习时做过一道题,其中除了这句话,还有另一线索提示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B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一线索,当然没找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做得不顺利了。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是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大一的第二学期,家里安排我悄悄到外地(樟树)中学复读。但其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而威胁我父母要曝光。那时大学录取了便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当时并没对我完全说清楚原因,只说不得已要我回大学继续读。因为翘课的原因,我没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阴差阳错的是,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却与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有些内容有用,但不多,因为我并不准备做医生。1983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1985年出国。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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