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现实的隔膜、这种无思想性,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
□刘亚伟
1961年,以色列政府成立特别法庭,对不久前从南美洲抓获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专门负责肃清犹太人事务。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战犯名单中,他算不上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
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是极为突出的。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曾经历过纳粹暴政的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她上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界定为“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的极恶。她指出,“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等到看见艾希曼的“真身”,她却转而用“平庸的恶”来称呼这种现象。
是什么促使阿伦特做出这种改变呢?
阿伦特在法庭上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里的艾希曼,并不像传说中天性邪恶、以杀人为乐的那种恶人。相反,他表现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礼貌周全、谈吐清晰,“一点也不粗野”,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像一位绅士那样。尽管他做了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艾希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时反复地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
从1937年起,艾希曼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专家”,他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者”。他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作为德国的一名普通公民,艾希曼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当时的德国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阿伦特由此改变了她原先对极权邪恶“不可知”的看法。她认识到,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艾希曼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一切照章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阿伦特认为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可怕。正是对于政治、道德的欠缺反思和对于上级指令的单纯服从,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暴行得以获取民众的配合。
阿伦特分析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除了特别勤奋地工作以便获得个人的提升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就这种勤奋本身来说,并不能说是犯罪；他永远不可能谋杀上司以继承其职位。说白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是没有思想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惟其如此,他才变成了那个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这种对现实的隔膜、这种无思想性,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获得的教训。”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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