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
2013年走红的“土豪”词义已迥异于往昔。当今的土豪一词,可谓五味杂陈,代表了社会大众、弱势群体对新富阶层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态。
一面是含金量十足的“土豪”、“大妈”等热门词,一面是自嘲味颇浓的“蚁族”、“屌丝”等新称谓,似乎在见证着当下的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走高。新词语的产生、新词义的出现,成了直观、迅速地反映社会变革,包括反映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风气变化的一面镜子。
“土豪”一词经历了古义、近义与今义的词义内涵变化,正是一个从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古代,土豪指有财、有势、有威望的地方豪强,或世居边境而有威望的一方首领。如宋末文天祥《己未上皇帝书》:“至如诸州之义甲,各有土豪；诸峒之壮丁,各有隅长。彼其人望,为一州之长雄。”此处所说的“土豪”并无明显贬义。北宋著名的杨家将就出身土豪,北宋名臣寇准也是“豪侈冠一时”的大土豪,但并不影响他们青史留名。
近代革命兴起后,土豪在政治上成了革命对象,在道德上则成了常与“恶霸”、“劣绅”等恶势力并列的污名化的指称。辛亥革命时期,土豪就已成为出现频率不低的负面词汇,如“土豪宜惩”曾连续两天出现在1910年9月《申报》的广告版上。在1924-1927年国民革命中,出现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说法,土豪在整体上成为革命的对象。《国民革命歌》有一种版本的歌词为:“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在大革命中,“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自此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经过文家市,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标语,后各根据地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
2013年走红的“土豪”词义已迥异于往昔。当今的土豪一词,可谓五味杂陈,代表了社会大众、弱势群体对新富阶层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态。处在社会下层、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不再只是以“屌丝”自嘲,他们还发明了“土豪”这一话语,嘲弄“土气的富豪”富有而土气、华丽而粗野、炫耀而肤浅、一掷千金而品位不高,嘲弄新富阶层“有钱,但也只是有钱”。然而在拜金主义、物欲主义盛行的社会风气中,土豪又是大众羡慕的对象,有朝一日成为土豪或许就是在社会阶梯上攀行的“屌丝”们的向往,网友们戏谑为“与土豪做朋友”及“为土豪写诗”,甚至“路见不平一声吼,抱着土豪不放手”。
古代一些土豪有财有势且有威,他们的威望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上的资望、道德上的影响。传统社会的惯例是士大夫“告老还乡”,在乡绅身上,财富与文化结合得是较好的。当下,发生了某种财富与文化分离的现象,一些文化人缺乏市场意识,穷得发酸,“抱着金饭碗要饭吃”,或为拉赞助“为土豪写诗”；各种文化元素集结于城市,也没有告老还乡之类的反哺途径,造成乡村文化缺失,土豪成为暴发户,有钱无品,富得流油、土得掉渣。社会信仰上,拜金主义有蔓延趋势,文人与文化不受尊重,有的文人也不够自重,本应淡定对待财富的“禅师”也急于与土豪做朋友。
富有,不能只是物质的富有。刚刚去世的富豪邵逸夫,无疑值得土豪们效仿。他曾说,“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网民们不妨再倡议:“土豪,我们一起做慈善吧。”
(本文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著有《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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