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萧先生回信说: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我从来信看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凛然态度,不禁肃然起敬。
萧涤非先生(1906-1991)比我大27岁,是我的父辈；加之他是古典文学教授,我一进校就把他看成“老夫子”。迎新联欢会上,大家欢迎他出节目,他说了个关于苏轼的趣事:有一天苏轼到寺庙游览,住持僧人以貌取人,对他前倨后恭,苏轼告别时应邀留字:“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僧人羞愧不已。萧先生最后说:欢迎大家光临寒舍,在下一定请上座、敬香茶!我想,萧先生连说笑话也离不开古代作家,这更坐实了我的“老夫子”印象。
印象的转变是在一年以后。1950年下半年,接替王统照做系主任的吕荧先生,指导同学们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我被选为召集人,在校刊办了《新文学》副刊。我们三个编辑一块到萧先生家约稿时,只见他穿着一身运动衣,原来刚刚打篮球回来。我们都甚感意外,因为平时萧先生脚步沉稳,不苟言笑,怎么也不像个运动员。他笑着说:想不到我还能打篮球吧?哈哈,当年我还是足球队员呢,华北代表队的!说着找出当年华北代表队的合影。从此,我对萧先生刮目相看了。这次他给了我们几首旧体诗,其中有两句是:“自从解放后,喜看头上天。”同学们传诵一时。
二年级下学期,萧先生教我们《杜甫研究》。他把概述和具体作品赏析结合起来,很受欢迎。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讲解《又呈吴郎》时,眼泪汪汪地阐发着诗人杜甫对偷打枣子的贫妇的心情是何等体贴入微；他讲解“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时,以沉入回忆的神情,细致描绘诗人杜甫在妻离子散的战乱中如何把自己对妻儿的思念转化为设想妻儿对自己的思念……当时就体会到萧先生不仅有学问,而且是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进入杜诗境界的。他对杜诗用字的分析对我们的写作很有启发。例如,讲到“暮投石壕村”中“投”字的意味,他让我们试着换成别的字——如果换成“到”、“奔”、“宿”等等,在情味、音韵上的确都不如“投”字。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同学们的领会。有一次他竟捎带着对武作育同学在校刊上发表的短稿语言的长短做了评点,谁也想不到一位古典文学教授会这么关注学生在校刊上的短文,同学们又惊诧又感动。
我们那一届的文科大学生,只上了三年,就因“国家急需建设人才”,奉命于1952年暑假提前毕业了。分配前,领导让任课老师提出对毕业生的分配建议(那时中文系本科毕业生总共才十几个人,比现在一个教研室的博士生还少),我到办公室去,无意间看到了萧先生用钢笔楷书给我写的分配建议:一,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二,到文联；三,留校助教；四,中学教师。我很感激老师的厚爱。不料后来具体负责分配工作的干部闹出了阴差阳错的事故,我们全班同学都成了中学教师。
大约是1956年,我正在济南市的一个工农速成中学教书,看到萧先生的《杜甫研究》上卷出版,我立即购得拜读,给萧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阅读心得。当时苏联一位学者反对给古典文学家贴上“人民性”标签,我受到影响,信中也提请萧先生慎重考虑杜甫是否当得起“人民诗人”的称号。萧先生回信说:他已看到这位苏联学者的文章,不尽赞同；至于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我从来信看到了一位严肃学者的凛然态度,不禁肃然起敬。
此后近二十年中断联系。“文革”后期,我从“牛棚”出来,有一天到山大(已从青岛迁到济南)去看老同学,在山大南边意外地遇见萧先生。他是从中心医院取药回来,穿着很厚的衣服,面带病容,脚步蹒跚。我扶着他边走边谈,送他到校门口分手,大约一里之遥就用了二十来分钟。“文革”中古典文学研究处于停顿状态,郭沫若得天独厚地于1971年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不仅多处指名道姓地批驳和嘲讽萧先生的看法,更伤人的是还挖苦说:“(萧涤非等)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是否全体通读过,实在是一个疑问。”这本书正与当时批儒评法的大势合拍,一些应声虫也闻风而动,对萧先生起哄。重压之下,萧先生敢怒而不敢言,内心郁闷可想而知,甚至激愤地说“发誓不谈杜诗”。我对萧先生说:不会有任何一个同学因为郭沫若的那本书影响对萧先生的敬重。我还提到李希凡同学发表了与郭沫若商榷、为萧先生辩护的文章。萧先生连说:谢谢你们,是非不是由哪一个人裁定的,公道自在人心!打倒“四人帮”后,萧先生终于一吐为快。1978年10月,山东大学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术研讨会,萧先生做了关于《李白与杜甫》的发言,接着整理成二万五千字的论文《关于<李白与杜甫>》在《文史哲》发表。酣畅淋漓,情文并茂,据理批驳的同时,一直尊称对方为“郭老”,而且,即使从对方获得了细小订正也真诚地表示接受并致谢。同学们读后无不欢欣鼓舞,庆贺萧先生恢复了学术青春,积聚了充沛的攀登活力。
我有幸旁听了这次盛会,又见到了离别数年的萧先生,并商定把我调入他正在组建的杜甫研究的班子。会后我登门拜访,想带点礼物,又怕先生嫌我俗气,想来想去,打算买点老年保健品,就按照商店售货员的推荐,买了两瓶杏仁露,花了十几元,是我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我当时的工资是大学毕业生定级工资的最低等)。萧先生接过两瓶杏仁露,仔细地看了瓶签,问道:是你到商店里买的吗?似乎怀疑这是从医院要来的咳嗽糖浆。我有些惶恐,一面找发票,一面语无伦次地说些话,说到买杏仁露的经过,也说到我家境的艰辛。萧先生听着,连连叹气,凄然地说:真是一入另册百事哀呀!话题转到杜甫研究上,他说:我知道你年轻时喜欢写诗,搞研究和写诗可不一样,写诗可以天马行空,搞研究可要一板一眼。我们是计划首先收集以前重要注家对杜诗的全部注解,加以比较,再提出我们现在的看法。这可是要坐多年冷板凳的苦差呀!我保证能够做到。他要我先读仇兆鳌注解的本子。告别时,他让我捎带着替他到邮局寄了两封很厚的挂号信。他说:打倒“四人帮”,杜诗解禁,研究的人多了,经常有些业余研究者来信请教问题,或寄来稿子征求意见,有的还要求他推荐发表。看稿、回信花费很多时间,邮票开销也不是小数。寄回的这两篇稿子有一定水平,让他们修改一下再议。
从此我就在课余钻进了杜甫诗歌,在自订的大大的笔记本上边读边记。不久我就走出另册。为了我的调动,萧先生在参加省人大会议时,还向领导提过。但是由于难以说清的人事关系问题,我终于没有进入萧先生的杜甫研究班子,而调入了山东师大,在田仲济先生指导下研读现代诗歌。我把边读边记的习惯转移到新诗上,又记了一本本的新诗阅读笔记。但那本在萧先生指导下记下的杜诗阅读笔记,还是不断拿出来看看,重温那些温暖的记忆。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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