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陌生的父亲”

那些被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粘连的未曾相见过的父与子

2014年03月3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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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志愿军烈士后人胸前挂着父亲遗像,手持菊花敬候父辈遗骸归来。

　　烈士和父亲这两个难以联系在一起的身份之间,间隔了60年。
　　3月28日,完成中韩交接仪式的437具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运送至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对很多志愿军烈士后代来说,父亲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悄无声息地走了,然后埋葬在异乡的土地上。很多后代的这一生,并未享受过父爱,但仍愿意用尽一生的时间,去追寻父亲并不太长的生命里的旧日时光,寻找、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烈士父亲的形象和故事。而更多年轻的烈士,还未能有过自己的孩子,便无法归来。
　　在遗骸进入陵园的一刻,儿子和父亲相遇了。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无论父辈遗骸在哪,都一直惦记这一天
　　3月28日凌晨3点,66岁的邓其平失眠了。几个小时后,他就要去迎接从韩国回家的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
　　邓其平住的沈阳市陵园街与银山路交汇处的这家宾馆800米外,就是全国最大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邓其平索性爬了起来,为了不打搅一旁的妻子,老邓没有开灯,思绪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开始蔓延。
　　邓其平的父亲名叫邓仕均,在他眼里,邓仕均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仅因为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我父亲的事迹被报道过多次,从中央电视台到老家的地方报纸。”邓其平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竖起了大拇指。　　
　　2013年,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韩国总统朴槿惠首次访华,给邓其平、康明这样的志愿军烈士后人带来了一个振奋的消息:位于韩国坡州墓地中的中国志愿军军人遗骸将送还中方。
　　“韩国方面已经没有政治阻力了。”当时,身为“志愿军后代寻先烈墓园”QQ群发起人的康明与网友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前往坡州墓地祭扫一事被提上日程,“马上签证、组团,去韩国。”康明说,这是纯民间的活动,就是为了寻找父辈的踪迹。
　　当年7月29日,这个名为“朝鲜战争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的特殊“旅行团”抵达韩国,康明、苗务才、韩晓燕是组织者,除了热心人张伟和李进,其他人都是志愿军烈士后代。
　　邓其平因为家里有事抽不出时间,错失了这次机会,他只有不断地往韩国打电话:“康明,找到烈士墓地了么?”“老苗,你们怎么祭拜的?”“晓燕,墓地的墓碑上都刻名了么?”
　　康明来自青海西宁,烈士康致中之子；苗务才来自河南济源,烈士苗维忠之子；李海放来自上海,烈士李树人之女；韩晓燕来自山西太原,烈士韩启明的侄女。
　　在这处位于“三八线”以南、韩国京畿道坡州市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墓园里,第2墓区整齐埋葬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
　　“这里的坟墓都面朝北方,是咱中国故乡的方向。”康明说,墓地由韩国政府统一管理,所有坟墓都没有名字,只刻有遗骸被发现的位置。
　　一个单葬墓的墓碑引起了韩晓燕的注意,遗骸发现的地方就是韩晓燕二伯父韩启明牺牲地附近。韩晓燕眼睛瞬间变得湿润,虽然不能确定这座墓里长眠的就是她的二伯。
　　拿出家乡酒,再摆上糕点,前来祭拜的烈士后人们都在墓地前跪拜、痛哭。“祭拜过后,大家都许下了一个心愿:等烈士遗骸归国前,一定来韩国迎接。”康明在电话里这样对邓其平说,邓其平老泪纵横。
　　综合各方信息,康明等人觉得,韩国方面送还志愿军烈士遗骸可能会在2014年的清明节,送还的“提前”到来,让他们有一些“措手不及”。
　　时间太赶,他们来不及去办理签证,于是临时决定“去沈阳迎接”。
　　来沈阳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是邓其平这辈子都不会错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我父亲极有可能就在这批回家的烈士中。”老邓有自己的分析,他的父亲邓仕均是在韩国洪川江南岸一带牺牲并临时埋葬的,而这一批的发掘工作恰好也包含了该地。
　　仍未有睡意的邓其平发现,窗外已泛起初春清晨的白光,“又是一个未眠夜。”
　　为了迎接“父亲”归来,邓其平觉得自己得好好收拾一下。面对着镜子里那个头发稀疏、双鬓斑白的老人,邓其平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父辈的英灵从国外回来,“不管里面有没有父亲,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无论父辈的遗骸在哪里,我们一直都惦记这一天。”
　　苦寻50年,只为看清父亲模样
　　66岁的苗务才直到5岁才知道自己是有父亲的,但他这辈子,从没见过自己父亲的面。
　　1953年,父亲苗维忠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部队将苗维忠的奖章和日用物品寄回老家,里面有父亲的一张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父亲的样子。”尽管只有一张照片,苗务才有空就从柜子里拿出来看看父亲的样子,“很幸福、很温暖。”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苗务才开始在全国四处搜寻父亲的战友,尽可能了解父亲生前的一切情况。他想了解一个活生生的父亲。
　　1965年开始,他写信给父亲生前的部队查询父亲牺牲的详细情况。直到1983年,换发革命烈士证书后,他从烈士证书的说明上看到,父亲牺牲后葬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地井地区。几十年来,他跑北京、跑太原、跑合肥、跑乌鲁木齐,派儿子跑成都,到处找180师父亲的老战友。
　　苗维忠生前的战友郎东方写了《战友苗维忠同志生前几点战斗回忆》。在这个回忆录中,苗务才得知了父亲更为详细的故事:苗维忠1944年入伍,1949年入党,1953年2月9日在朝鲜鱼隐山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生前立过一等功三次、三等功两次。
　　这位安葬于朝鲜的烈士,赴朝前是180师540团侦察兵,解放太原后南下解放陕西、解放大西南,然后赴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五次战役中,180师为掩护友军撤退受到重创,苗维忠成为少数突围成功的士兵。
　　来沈阳前,康明就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苗务才寻找父亲的故事,“一个农村出生、一辈子干农活的老汉,整理出来的材料都可以出书了。”
　　其他的志愿军烈士后代喜欢喊苗务才“苗老汉”,因为苗务才的口音里透露着中原的粗犷与朴实,他常说:“我就是农村的,不遗余力地找父亲就是要给父亲披麻戴孝,让父亲知道,儿子一直记着他。有一天能够去父亲的坟上抓一把土回来,给自己以及去世的家人一个交代。”
　　不亲眼看到这些志愿军烈士后代手里的一堆堆材料,就很难了解到他们寻找父亲背后有过怎样的辛酸和艰难。就像康明说的那样,“他们什么时间入朝作战,打仗时如何英勇,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我们之所以能如此了解自己的父亲,是因为这些都是每个人用嘴巴问、用脚跑、用手扒拉出来的故事。”
　　　　希望有生之年到父亲坟前一拜
　　苗维忠的战友王顺秀回忆起当年的战争场面,就像在诉说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1951年5月,朝鲜战争的五次战役结束时,在回撤当中,180师因前进过远,加之回撤中组织不周,被敌人包围。突围中我因生病住在六十军的第三收容所,当担架抬着我走到马坪里时,遇到了负伤的侦察参谋苗维忠。”王顺秀说。
　　苗维忠和王顺秀是一个司令部的,“我在管理科当指导员,他是侦察科的参谋。我们当时就有意同路突围。”王顺秀回忆,经过一夜的奔波,天亮时走到马坪里的突破口。
　　由于敌机轰炸没法前进,苗维忠和王顺秀就在山上树林里躲了一天,等天黑下来,他们又向前走。“我们是顺着公路走的,敌人用大炮由后向前打,再由前向后反复地追击。”
　　炮弹不时在他们身边爆炸。就这样白天躲晚上走,两人走了八天才走出敌人的炮弹封锁范围。路上没东西吃了,就在路边捡美国兵丢弃的食物以及摘野菜充饥。
　　1953年初,重振后的180师辗转朝鲜东线战场,苗维忠在上甘岭鱼隐山战斗中牺牲。539团的文化教员童志安安葬了苗维忠。
　　这一年年初,童志安接到180师539团首长命令,要求他在朝鲜战场东线鱼隐山前“八一站”前进包扎所负责安葬烈士工作。他们选择了一片飞机难以轰炸,大炮难以轰击的隐蔽地区,挖了42个深1.2米的烈士墓坑,作为安葬烈士需要。
　　当时规定,每个指战员的军衣左面口袋的背面,都写上军人的姓名和单位,避免出现无名烈士情况。童志安回忆说:“当年,我们团‘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的30多位烈士没有一名无名烈士。”
　　苗维忠牺牲时的景象,对童志安来说仍历历在目。
　　那一年的2月9日下午,担架员抬来了一位烈士,他就是师侦察科参谋苗维忠,是在宣传喊话站被炸后,为掩护战友、组织抢修设备而光荣牺牲。
　　“烈士抬来后,揭开掩盖的被子一看,他身材魁梧,胸部和头部负了致命伤,鲜血流出已经凝固。我点燃柴火,在汽油桶里融化雪水,用毛巾和纱布把苗维忠身上、脸上的淤血擦洗干净,由担架员抬到‘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
　　战后,1953年8月初,童志安接到命令,带队到他们团征战过的区域的各个墓地去扫墓,并碚添新土。1953年10月,部队奉命回国。
　　1954年5月底,童志安再次入朝,向志愿军政治部移交烈士墓地。入朝后,他们到各个烈士墓地,测绘了地图。历时两月多,他们向志愿军政治部移交了所有烈士墓地的手续。
　　1954年10月,童志安所在的部队将烈士花名册造好,由团报师,由师报军,最后存档。
　　2010年3月3日,苗务才以“济源烈士遗孤”的网名在网上发帖:“我今年已60多岁,希望有生之年能到父亲那边的坟前一拜。但我对那里一无所知,求有关家父信息。”
　　回家的路,这才刚刚开始
　　目前,朝鲜半岛仍有多达13万具战死者遗骸等待挖掘,韩国从未放弃对他们的搜寻。
　　韩国对阵亡军人的系统性发掘开始于2000年。2005年,此项工作被确定为国家永久性项目,次年,韩国正式通过《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创设法》。截至2012年下半年,韩国共挖掘朝鲜战争战死者遗骸7009具,其中韩军6009具,联合国军13具,朝军616具,志愿军385具。
　　2011年,中国启动了境外烈士墓园和纪念设施国家保护工程。2013年7月4日,民政部表示,已基本完成了境外一百余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调查摸底工作,修缮了朝鲜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抗战将士陵园。
　　不过,对于确认遗骸身份最确切的DNA比对工作,政府方面仍未公开宣布具体措施。烈士后代李海放通过个人关系打听到了“内部消息”:“DNA比对工作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不过工作量和难度比较大,所以完成时间不好预计。”
　　志愿军后人、南方医科大学老师阮征宇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能在接收骸骨的同时进行DNA采样,并逐步建立DNA数据比样库,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人便真的能迎接父辈回家。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专家金强一表示,韩国归还中方军人遗骸这一举动象征意义比较大,标志着韩国有意完全解决以前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启中韩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金强一认为,这一问题属于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以前冷战时期的对立理念导致韩国将这些军人视为“敌对国”的遗骸。战争遗骸的返还在世界各个国家不乏先例,这一次韩国归还中国军人遗骸数量大、较为彻底,“这是中国和韩国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长期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者,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也认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是对英灵的莫大慰藉。同时,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条件下,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为归国的烈士遗骸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也是国家对烈士表达最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身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和曾经的解放军一员,邓其平十分感慨,他说:“我们要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3月29日,站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口,康明、苗务才等人望着陵园内的志愿军烈士纪念碑,久久不愿离去。“父亲回家的路,这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的烈士遗骸还在国外等着归来,今后的路还长,我们一直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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