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先生(上)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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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竹风先生　(上)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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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竹风先生

　　　　同学们想不到理应威严端肃的军代表竟然如此坦率地向学生吐露他的有点无可奈何的苦衷。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对罗师更加亲近了。
□吕家乡
　　罗竹风先生(1911-1996)自称是辛亥革命(1911年)的同龄人,赋予生辰以历史感。他还自称为“杂家”,而谢绝“专家”的称号。1962年,他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杂家》的短文,1963年遭到柯庆施、张春桥组织的围攻批判,但他一直以此自命,从不后悔。
　　杂家者,多面手也。杂,这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赋予罗师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共性。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他就成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久,抗日烽火燃起,一介书生回到故乡——山东平度县拉起了游击队,开辟了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并于1940年当选为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此后多年间,他既是戎马倥偬的战士,又是胶东文协的负责人。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他作为军代表接管山东大学。就在那年暑假后,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成了他的学生。有一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一个穿黄军装的中年人,他慢腾腾地走着,脚上没穿袜子,一双支前布鞋的鞋口把脚面勒得很紧。我抬起眼来,看到了一张沉思的脸和一双疲劳的眼睛。“这个军官和别的军官不一样”,我想。几天以后,上课了,给我们讲授“大学国文”课的就是这位军官,我才知道他就是军代表罗竹风。军代表讲课,别的年级和外系也有人慕名来旁听。可是渐渐地,旁听者越来越少了。有一天上课前,同学们议论起来,对军代表的讲课表示不满,并让我(课代表)把意见反映给他。我随手写了个字条放在讲桌上。罗师走上讲台,拿起字条看了看,沉默了约有一分钟,又出声念了一遍:“罗代表:大家对你的讲课越来越不满意了,怎么办?”略一停顿,他苦笑着说:“怎么办?没、法、办!我实在太忙了,一个会接着一个会,真对不起同学们!”同学们想不到理应威严端肃的军代表竟然如此坦率地向学生吐露他的有点无可奈何的苦衷。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对罗师更加亲近了。有一个情况罗代表没有说,不久我们打听到了:这门课是系主任王统照硬派给他的,因为在万象更新的解放初期,老师们都不知道怎样讲这门课。从那以后,罗师的讲课有明显的改进,作文的批改也更细致了。我有一篇千把字的作文,他竟写了二百来字的总评；作文中有一处说到自己进步太慢,“浪费了人民的小米”,他对此加了眉批:“有这么严重吗?是否过甚其词?”
　　罗代表对于我们这些提意见的学生不但毫无芥蒂,而且把我们几个同学推荐为校刊编辑。每周有一个晚上编辑部聚会,有时罗代表也来参加,对校刊工作给予指点,和大家一同吃花生米。他的每一次到来都使编辑部充满节日的气氛。喜剧性的“字条事件”给我们每个同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由此更加确信:革命者的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做空气和水一样。从此,我无论对谁(包括上级)提意见都毫无顾忌,对于“祸从口出”的古训不屑一哂。怎么也没想到,几年后这句古训竟在我身上得到应验。
　　1950年,军管结束,罗代表成了山东大学教务长,仍然给中文系教“文艺政策”这门课(又是系主任硬派给他的)。1951年8月,他奉令调到上海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地区抗美援朝总分会秘书长、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社联筹委会秘书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1963年短文《杂家》挨批后,出版局局长职务被撤,改任《辞海》专职副主编。“文革”中,早有宿怨的张春桥、姚文元等对他倍加摧残。我则于1952年毕业离校,在济南做中学教师,从1955年起,在反胡风、反右派、“文革”等运动中接连受到冲击,在隔离室、教养所、“牛棚”里流失了珍贵的岁月。彼此的这些情况,是在分别27年之后才相互了解的。一别27年,我和罗师失去了任何联系。
　　1978年10月,留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学长葛懋春捎信给我:母校山东大学(已于1958年迁到济南)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术研讨会,罗竹风老师也来了。我抽了一个无课的下午去会场,听到了许多令我惊喜的发言。散会后,葛懋春带我到了罗师的房间。他故意让罗师认我:“这是谁?”我想罗师肯定不认识我了,因为当年分别时18岁的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已变成45岁的低眉垂眼的另册人物,娃娃脸变成了核桃脸,外加一副近视眼镜。不料罗师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不是吕家乡吗?你家在微山湖附近,和刘邦是同乡。”听葛懋春介绍了我的遭遇,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愤然:“乱弹琴!如果不是解放,没有助学金,你根本上不起大学,你怎么会反党!左倾路线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我想不到罗师这样高级别的老党员竟然毫不避讳地对我表示信任,当时僵住了。罗师又说:你这些年一定很封闭,这个研讨会要争取多来听一听。他拿出几张饭票送给我,“你可以在这里吃饭,这样可以多一些学习机会。”研讨会结束了,罗师离开前夕,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现在的处境不好,可以争取换个环境,我会尽力帮忙的。我嗫嚅地说:“像我这样的身份……”他说:右派的问题大概不久就可以解决了,要有信心,要向前看!果然,两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获得新生。罗师推荐我调入萧涤非先生正在组建的杜甫研究班子,但调动手续受阻。1980年,我调到山东师大,在田仲济先生指导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我写信告诉罗师,他回信说:“你终于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今后可以安身立命了。”我知道“安身立命”四个字的分量,经常以此自励。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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