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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5月0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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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
石楼犹在,而斯人已去,我们无法起萧红于地下,不知她对宋佳版、汤唯版的“萧红”作何感想了——“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1934年端午节的前一天,萧红、萧军夫妇双双乘“大连丸”从日寇魔爪下“荆天棘地”的大连,回到犹如“祖国”一样的青岛。在友人舒群帮助下,住进了那座花岗岩的小楼,开始了他们奔波流离的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段宁静平和的创作历程。
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女作家,萧红从走上文坛之日起,就一直备受关注。先是“传记热”,现在又升级为“影视热”,而且大有一波胜过一波之势。
我一直认为,以影视的形态再现文学家与再现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完全是两种事业。文学作品可以多次改编,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就有多种电影或电视剧的版本,而且编导们一再改编的兴致,几乎从来不衰不减,但把文学家推上银幕或荧屏,却是一种颇不容易的事业。文学家用语言创造出的艺术世界,往往有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难以复制的生命特征,尤其是涉及到风格、境界、意象、韵味之类可意会难言传的境域。具象的电影、电视,往往把具有广阔想象空间的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具体化因而也有可能局限化,具象化因而也有可能拘泥化。电影《鲁迅传》几次胎死腹中,恐怕不仅仅是政治的或时代的原因。中国目前还没有造就出足以把鲁迅这样的文学家真实、丰满、多维地送上银幕或荧屏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缘由。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萧红之所以是萧红,首先在于她是一位具有不羁的才情的文学家。人们都知道,她的文学创作,曾得到两位文坛巨匠的首肯。先是鲁迅为其成名之作《生死场》作序,盛赞其“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然后是茅盾对其巅峰之作《呼兰河传》的称誉:“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我感觉,它确实是“叙事诗”,但叙事的线索,既不是时间的推演,也不是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而是作者以寂寞为主调的感情。它真的是“风俗画”,但不是工笔的细描,而是写意,是象征。对呼兰河城的种种风俗,萧红给以不乏幽默感的讽喻和讥刺,一重渲染便多一层寂寞。它绝对是“凄婉的歌谣”,是萧红的寂寞的情怀、多彩的文笔把这一个个、一组组各具独立性的“歌谣”串联成为美的又是病态的抒情乐章。在《呼兰河传》中,无论是大泥坑的象征寓意,还是火烧云的幻美意境,无论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苦命运的书写,还是祖父的慈祥和“我”的童稚的话语及视角,种种笔法、种种人物、种种风俗,都从抒情的需要出发,也都浓浓地浸透进萧红那爱美、爱生命、爱自由而终归寂寞的感情世界。这是少有的以风俗为主角的小说,又是仅见的以抒情为中心的乡土文学。
在今日的银幕或荧屏上,萧红是一位擅长制造绯闻的专业户,还是屡遭抛弃、命运多舛的风流怨妇,抑或是被好几位人五人六的男人趋之若鹜的“文艺女神”,我无从也不想得知,只是未免多余地担心这新的电影、电视剧里的萧红,与文学已经渐行渐远,乃至完全疏离。对于一位终生以书写寂寞为使命的作家,这种大红大紫究竟是福是祸,不才如我,无从破解。但在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风气下,也许这种模式的萧红,更容易被形形色色的人群接纳,被广泛地引为知己,或者作为自己更高明、更幸福、更光彩照人、更活得有滋有味的佐证。某些不再愿意耗时费力捧读文学原著的读者,也就此给自己找到了更方便的托辞。
1934年7月16日之夜,鲁迅在沉痛忆念他的青年朋友韦素园时,写过一段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道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多年以前,我就听说鲁迅是块遭到一些人厌恶的“老石头”,现在,他的一些作品又逐渐从中学语文课本中被“搬”掉了。可能他真的该“退休”了,从某些人的内心世界、话语世界里。因此,我颇希望他的这些话完全是明日黄花,或者是无的放矢,甚至是危言耸听,因为当下的影视界确乎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界进步多了。而且,只要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编导、有人愿意饰演、有人愿意观看,谁也无权干涉。只是石楼犹在,而斯人已去,我们无法起萧红于地下,不知她对宋佳版、汤唯版的“萧红”作何感想了——“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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