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舒芜案”沸沸扬扬时,作为主人公的舒芜在讨论中没有出场,他其实是有着忏悔和道歉意识的。
已经故去的舒芜,在他晚年口述的回忆中,有一幅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情景,当年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每周从“牛棚”回家一次——“那时每个礼拜六晚上回家,礼拜天下午回来住‘集训队’,我就非常珍惜这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的时间,觉得特别珍贵,总是一回到家就躲在房间里,根本不想出来,也不敢出来,觉得在家里生活的这么一段时间特别珍贵、特别珍贵。”
怎么个“珍贵”法呢?“晚上,一家人围着灯,随便坐坐、玩玩,说说话,心里特别温暖、特别高兴,觉得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晚上时间,够享受的。第二天清早起来,也觉得还有很长很长的大半天时间,够享受的。到了下午,又要去‘集训队’了,时间一点一点地抓不住,和母亲、和儿女们的离别越来越逼近,心里有种说不尽的凄凉。最后,一咬牙就出了门,盯着胡同口,一直走,一直走,不敢回头看。每个礼拜天都过这样的生活。”(《舒芜口述自传》)
此前,他的妻子已被中学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不由想到如今因北师大女中当年的殴毙女校长卞仲耘事件引发的一连串涟漪),于是,此后每周那样一个晚上和白天的温馨日子也没有了,儿女们去“插队”(一个女儿后来也自杀了),自己呢,不久也去了“向阳湖”继续接受改造。
由此一下想到了晚年的舒芜,在“胡风案”尘埃落定的时候,他——“胡风案”的关键人物,为什么竟不被许多人所原谅或容忍呢?或许,有人会说:后来的舒芜,与彼时的舒芜,有没有一种联带的关系?则此前种种、此后种种,岂是一个“容忍”所能包蕴?
在我们的文坛上,总是有着无尽的是是非非,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就是所谓“千禧”的时候,“舒芜案”一时成了人们竞相立论的话题,这是天下本无事、文人自扰之么?或许“千禧”成了一个信号,人们要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做一个了结,来一个痛心疾首的“世纪审判”,以便轻松地迈向新世纪——全球化时代——那时民主、自由以及多元将成为主潮,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民主、自由、多元,它们毕竟是与它们的文化精神的要害或真谛——“容忍”相结绾的,这样回过头来咀嚼我们以往精神史上的苦涩,于不堪回首时,则不免要感慨万千了。
据说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有着健忘的基因的,比如到现在了,我们对我们民族的苦难、我们精神的苦难史,究竟有了多少通彻或深入的理解和发掘呢?我们对此又有了何种程度的共识和体会呢?再比如舒芜吧,对他,我们是唏嘘他当年如何竟不能对那个“胡风集团”多少“容忍”一点呢?还是通过反省后的达观,或许要对那场中国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史和受难史上一个被布局的棋子给予一点“容忍”呢?
无旧不成新,抑或“新”是从“旧”而来的,只要导致问题发生的土壤和条件还在,同样的情景也许还将存在,比如说吧,那一对“冤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存在和对峙也就都有了其合理性,一如我们都是处于“此在”——于共时性关系中的历时性运动中,前辈们的困惑和思考还会是我们的困惑和思考,虽然我们都信守和向往民主、自由以及容忍,我们也将面临其何以可能的语境,或者是窘境吧。
“舒芜案”沸沸扬扬时,作为主人公的舒芜在讨论中没有出场,他其实是有着忏悔和道歉意识的(这还有周扬等),但或者是不够,或不被接受吧(同样包括悲剧人物宋彬彬等)。其实,以他“回归”的姿态和实绩看(这有晚年舒芜的大量作品为证),则悲天悯人。也有许多人以为,着眼于个人的恩怨追究下去,也许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或者,我们还不大习惯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除了对上帝的自愿忏悔之外,任何人都不必向其他人低头认罪,或者被迫去证明自己有罪,因为,这是他的“天赋人权”。
不过,容忍究竟不是一团和气的和事老,不是无原则的和光同尘,甚至是苟且。也是关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我们却匮乏许多非常好的精神价值,比如人家有“沉默”的权利——这已经通过许多形象化的电影和影视作品被我们所稔熟了,那就是当你有了“麻烦”时,你在面对警察或执法者时,他一定会对你说:“你没有义务一定要讲什么,除非你自己愿意讲。但一旦你讲了什么,所讲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并用作呈堂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不公正的审判,你大可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我们呢?当胡适看到陈垣先生给他的公开信时,他遗憾自己的老朋友已经没有“沉默”的权利了,即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于是,在“众声喧哗”中,舒芜出场了,那时如果有一个“陪审团”的话,当然也会是对胡风的一致声讨,它们会有原属于自己的“否决权”或“自由裁量权”么?于是,在“中庸”的传统精神深入士人的骨髓、后来又发扬光大为“瞒和骗”的文化精神的国度,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姿态和精神就仍应是我们的精神资源之一。虽然那也是应给予“扬弃”之后的人们的理性选择,也许这样来看“容忍”,才有着落,才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道德建构等有所裨益。那么,也许后人在看待这些问题时,会了然于上述历史场景的何以发生以及种种现象之可能,从而带出悲悯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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