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鹿泉顶村仅剩老人,已经十几年没办过喜事
山顶“空心村”的老年时光
2014年07月0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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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下山打工,只剩下老人,村子里有不少闲置的空房。
  老夏习惯抽旱烟,在家中偶尔有村民来串门。
  宋有明每天都要到村里的老水井打水喝。
  通往黄鹿泉顶村的山路十八弯。
  老旧的挂钟似乎在记录着村里的时光。
     六月的济南,早已是烈日炎炎,只要在有风吹过的村口,都会有三五成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闲聊,而在西营镇海拔六七百米的黄鹿泉顶村,尽管凉风习习,却难见到一个人。在村里转一圈,除了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风吹树叶“哗啦啦”的响声,很难再感受到这座村子的“脉动”。
  “当、当、当……”站在村中的石磨前,几十米外老夏家中的挂钟有规律地响了11下,72岁高龄的老夏点燃手中的旱烟袋猛吸几口,扛着锄头走出家门,他要下地干活。在这个仅有三四十口人的山村,小辈人都下了山,和老夏差不多年纪的老年人是村里的“主力”。“孩子走了,都不回来,我们这一辈不在了,村子也就没了。”老夏时时因此叹气。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小辈人下山了 老人成“主力”
  “坐好了,抓好扶手,有急转弯。”尽管附近村民在上山之前就有过提醒,但真正坐车走在通往村子的弯曲水泥路上,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颠簸。若不是偶然间透过车窗看到满眼茂密的美景和山中若隐若现的石房子,更难以相信会有村子建在这里。
  经过近两公里颠簸之后,车子爬上了海拔六七百米的最高点。路边不再是杂乱无章的草丛和野酸枣,偶尔可见修剪整齐的黄瓜架,一座座石房也出现在眼前。
  这里是曾经被叫做黄鹿泉顶村的一个小山村,一个现在仅有三四十户村民的自然村,如今已经被划归到山下的积米峪村。
  老夏名叫夏荣张,今年已经72岁高龄。顺着水泥路继续往前走,水泥路变成了狭窄的土路,路面上随处可见羊粪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殊的味道。土路的两侧,是一个个小院落,而大多数院墙已经倒塌,只有破旧木门上的一把小锁,宣示着这个院子是有主人的,不管是现在还是曾经。
  就在记者一行人在猜想木门背后的故事时,老夏匆匆收起旱烟袋,转身回屋戴上草帽,扛上锄头,锁大门,藏好钥匙,沿着土路走来,与记者一行人不期而遇。
  而老夏,也是记者进到这个村子之后,遇到的唯一一名村民。正如他所说,“村子里的小辈人都下山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所以在村里转几圈,很难见到人。”
  在这个目前仅有三四十人的“空心村”里,像老夏一样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近30人,他们目前是这个小山村的“主力军”,下地、建房、修路、村里红白喜事,全靠着他们。
  村子里废旧的院落,记者看到了五六处,其中不乏新建起的房屋大门紧锁。“孩子们下山了,有的家里就剩下一口人,还是老人,如果老人不在(去世)了,院子自然也闲置了,房子也塌了不少。”老夏解释道。
  在一处闲置的院落里,记者看到一座圆形、锥帽顶,类似“碉堡”的小房子,“这是用来囤积粮食的粮囤,下面是用土堆积而成,上面的锥帽就是草。”又是老夏的解释解开了记者一行人的好奇。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记者才发现,村子里处处散发着古朴的味道,五十多年的老水井、古老风格的土坯房、碾压麦穗的犁……
  而在老夏的家中,与这些老风格物件相映的,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式收音机和挂钟,收音机已经搁置在方桌上成了摆设,而老式的挂钟还发出“滴滴答答”的摆动声,逢半点、整点还会响起“当当当”的钟声。
  钟摆有规律地一摇一摆,日复一日,似乎如老夏一生,有规律,而又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只是淡然过完这日复一日的生活。
  其实,在老夏这一辈人年轻时,也曾经有过改变生活的“壮举”。在上世纪50年代,村里人硬凿开山石,打出了村里唯一的一口10米多深的水井;上世纪80年代,靠着每个人的肩膀头子,他们将一根根电线杆扛上山,随后村里通上了电;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又发动村里的劳力,利用农闲时节,开始修路。2000多米进村的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才打下基础。
村里十多年没办过喜事
  与老夏同属一辈人的还有已经70岁的宋有明,他这一生,村子里修路、挖水井、通电,他都曾参与,而每到冬天下雪时,近2000米通往村外的道路满是积雪,他会召集十多个村里的老人,扛着扫帚,上路扫雪,每次一扫就是一天。
  老辈人曾经对宋有明讲过,这里之所以被叫做黄鹿泉顶村,因为这里曾经有一股泉水,叫做黄鹿泉,而这个村子也恰好是在山顶,因此而得名。而村子最初没有村民,“我们的祖辈都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有山、有土、有水,是个好地方,祖辈们才在这里定居下来。”宋有明说,这些故事他也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而现在村子里也只有夏、宋、杨三个姓氏,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
  宋有明和老夏大致将村子里的村民做了一个梳理,根据他们的印象,村里已经60岁的老人有近30人,而30—40岁之间的人有10人左右,“30岁以下的,可能现在只有两个上学的娃娃,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其他的好像真没有了。”宋有明说。
  一个仅仅只有三十多人的小村庄,有个红白喜事,肯定是村里尽人皆知。而在宋有明的印象中,除了已经下山的小辈人在外面结婚生子,像娶媳妇这样的喜事,在村里已经十多年没有过了。
  “村里太穷了,哪有姑娘愿意嫁到我们这里,人家一听家是这里的,连面都不想再见了。”老夏听着宋有明说话,嘴里不断抽着旱烟袋,终于他也忍不住插话。他说,村里没娶上媳妇的人不少,现在都已经成了老光棍,“最年轻的老光棍也已经快60岁了。”老夏虽然很轻松说出这些,但他脸上明显有些不自在,他随后又猛抽了几口旱烟。
他们也想下山
  一条蜿蜒的水泥路通村里,村子里也通上了电、有线电视,吃水也不再是难题,但村民还是需要下山,比如赶集买菜、换米换面,更重要的是下山看病。
  在宋有明和老夏的心里,他们鼓励孩子们下山,不管是打工,还是在山下租个民房过日子,肯定比山上生活要好,“山下路平坦,坐车方便,肯定是好的。”老人的心里还是对山下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但说到自己下山生活,两名老人齐刷刷摇头,“我们年纪大了,说实话,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如果真让我们下山,我们去哪儿赚钱,生活没盼头。”
  尽管如此,村里人也心存一些希望。根据资料显示,村子最辉煌时,人数曾经达到700多人,还曾经设有鹿泉村民委员会。而小时候的宋有明和老夏也见证过这种辉煌,还曾经跟随村子里的高跷队外出演出。
  村子里老人年龄越来越大,年轻人下山之后也不再回来,这个小山村在未来几十年之后,随着最后一位老人的离世,或许会自然消失。这也成为宋有明和老夏心中的担忧,“也操不了那么多心了,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城里,孩子们过得好就行。”这也成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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