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复制
台湾国学教材进大陆难在哪里
2014年07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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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的当下,“中华传统文化走进课堂”的讨论也愈发现实起来。
《中华传统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使用60多年,2013年,中华书局与《中华传统文化基本教材》总审定、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董金裕等台湾国学界人士合作,将台湾国学教材修订版引入大陆,并获得教育部作为课余读物的“认可”,多地也开展国学课程进校园的试验。然而,台湾国学教材进大陆难在哪里?中国的义务教育体系如何容纳国学教育?对于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学,国内的教育界仍在为国学教育寻找一个恰当的接续方式。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李晓荷
引入台湾国学教材
“我来曲阜这个地方有100多次了,今年就来过9次。”年近七旬的台湾国学教材总审定、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董金裕笑着说,从当初为祭孔大典撰文至今,他来大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作为在台湾使用60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基本教材》总审定,董金裕此次是受中华书局与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来到曲阜,讨论国学教育,为国学教育落地大陆再做一次努力。
2013年,中华书局与董金裕等台湾国学界人士合作,将台湾国学教材修订版引入大陆,并获得教育部作为课余读物的“认可”。此后,中华书局与董金裕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合肥、武汉、衡水、郑州做推介,并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国学课程进校园的试验田。
虽然被业内看做是一种教育上的误解,由于近年来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儒家经典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现代文明病症的药方,甚至希望提炼出传统经典的现代意义。近几年时间,民间“读经班”、“孔子班”、“国学总裁班”已遍地开花。
“国学热”并非出现在现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冰心、曹禺、赵朴初等社会文化人士便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设想,老舍之子舒乙则创立“圣陶古典学校”,响应这一号召。
2000年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教育部、国家语委举办经典阅读比赛,国学教育有了进一步被官方认可的空间。据中华书局副编审祝安顺介绍,这些年,全国至少有80%的幼儿园、小学都开设了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和活动。
2012年,通过邮件找到董金裕时,中华书局前后已经陆续出版了《中华经典素读本》、《中华国学课本》、《中华经典义理教材》等6套国学教材,而《〈论语〉心得》系列丛书,发行更是超过了700万册。
出版社看到了国学教育的市场,而董金裕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让国学教育成为大陆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
6月19日,当董金裕与台湾多位教育界人士到达曲阜时,迎接他们的是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以及300位中小学校长和一线语文教师。因为如果教材可行,这套台湾的国学读本有望在山东进入中小学课堂。
“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在中华文化的传承方面应该有紧迫感,更应该有使命感,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研讨会上,张志勇把问题抛给了在座的300位同行与专家。
作为传统文化大省,山东中小学2007年便开设过中华传统文化相关课程,但受困于教学目标、师资、课程设置、应试减负等诸多不便,山东教育界不得不听一把“外来和尚念的经”。
在赴会的路上,张志勇说,台湾教师如何教授国学,他想看个究竟。
国学来了,教师去哪找
“如果你的上级作了不正确的事情,你反复劝说以后没有用,你该怎么办?绑架他威胁他?再劝说?离开他?遇到这种事情,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如果是这样,那就选择离开。”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孔子读书的快乐读出来,体会出来,来,再读一遍!”
6月20日,在曲阜一所中学的国学观摩课上,两种不同的国学教学方式,让在场的许多老师有了比较。以现实举例开始教学,国学启蒙明显更生活化的,是台湾第一女子中学的高级教师陈丽明,这种新鲜的教学方式,让讲台下和陈丽明从未有过教学默契的大陆学生听得全神贯注。
公开课结束后,陈丽明收到了许多大陆学生递上的小纸条,一名学生简单地写了一句话:如果我们的老师也能这么教,该有多开心。
对于台湾的国学教育,有大陆教师表示,台湾教授国学与大陆是两个风格,台湾老师是丝丝剥茧、层层深入,能把东西讲透。“比如讲孟懿子,我们一般就当一个人名说过去了,但台湾老师会去解析这名字背后的很多道理,根据人物性格去分析名字,就一个名字讲这么透。”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国学老师辛丽艳对媒体表示。
很多大陆教师认为可以复制台湾教师的教学方法,但在上海、北京一些前期试验的国学课程,却因为“水土不服”而暂停。
在复旦附中,这套教材引入后,学校发现很难安排出固定的课时。去年,曾经关注过这套国学教材推介的北京101中学最终放弃了该教材,而华中科大附中书记张宏则表示,学校至今尚无商讨出教材何时进入课堂的计划。
台湾国学教材进入大陆还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内容深度与广度太大,专业师资力量匮乏。“对国学课程,有些孩子会非常感兴趣,也有孩子感到非常无聊,我觉得关键是老师,老师对课程的娴熟度以及对课程内容的安排都会影响到学生。”陈丽明说。
复旦大学附中一位语文教师坦言,在大陆的中文系,难以培养出熟悉国学的语文老师。
在台湾做过交流生的内地大学生刘雨对此体会颇深。刘雨说,台湾中文系教学分为三个部分:考据、辞章、义理。辞章介绍文章和文章的修辞、写作技巧等,义理则介绍文章的思想文化。
“大陆中文系则不然。”刘雨说,“大陆中文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涉及到国学的只有古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讲解只是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考据辞章义理等方面都没有做具体深入的讲解。”
“现在的老师所知太少,所以就没有办法深入下去。”复旦大学附中的语文教师班老师说,因为感到掌握的传统文化知识太少,自己只能每天阅读一些当代人撰写的论语解读作为上课的工具书。
“坦白讲,大陆语文教师与台湾语文教师不同,语文的培养也有断层。”董金裕表示。
在台湾中华传统文化读本进入大陆教育界视野几年后,中小学国学“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怎么评估”等问题依然无解。对此,山东省教育厅对国学教材进入山东不得不抱有谨慎的态度。
甚至,国学教育是否应该进入必修课也成了问题。一位教师坦言,国学只能作为一种兴趣,喜欢就去读,将来有机会再去深入。如果国学教育成了必修课就会应试,应试的话就会走样了。“每个孩子都要去报国学班,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实现不了国学真正的目的。”而国学教材进入中小学,最近也因为与当前教育体制的配套与兼容问题悄然陷入僵局,大多数省份对此仍停留在讨论观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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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教什么更重要的是坚持
恰如此前一位教育界人士所言,国学教材只是弥补国学教育“断层”的一个开始。由于传统文化教育中断的时间太长,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都没有系统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
对于这种“断层”,山东一位年逾六旬的知名作家坦言,他这辈子还没有读过一遍《论语》。今年85岁的滕州一所中学离休校长武怀珠回忆说,他小时候还读过私塾,到了他做老师时,历史课只能讲近代史,1949年以后的一代人基本没有系统接触过传统文化的内容。
董金裕则伤心地说着他理解的“断层”:“以前学校的老师都会教育学生出门带一块手帕,但现在的学生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换句话说,在台湾,国学传统也在面临着传承的考验。”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近几年也曾遭遇过断层危机。台湾从1954年开始在高中课程中安排《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2006年,《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由必修改为选修,教学课时也大幅减少。
“我们意识到这种断层一旦在这一代人出现,是很难修复的。”台湾中华语文交易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怡说,台湾教育界掀起反对浪潮,经过多方不断努力,终于将该课程由选修恢复为必选(基本等同于必修),并将课程名中“中国”一词改为“中华”,从2012年9月起正式实施。
修复文化的“断层”,也似乎不再只是“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怎么评估”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来求解。
“在上海,我们现在有30多位老师,把台湾的教材本土化,可以在江浙和上海使用,把里面那些小故事换成本地的,这样更贴近上海人的生活。”复旦大学附中一位语文教师说,上海的老师最了解上海的学生课堂上是怎么上课的,因此要把教材重新改编,“这个事情,马上就启动。”
董金裕说,在台湾的小学、国中、高中都有非常具体的教学目标,学前的国学教育产生于日常的家庭生活,小学的国学教育多以生活化的故事呈现,中学生出现了心理变化,尽量把事理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大学则争取变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实现养成教育,成为整洁干净有秩序的社会的一部分。
“现在的家长认为,只要智育好了,其它的都可以不用小孩子干,因此家庭教育就这样缺失了,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可能缺少道德观念。”董金裕说,以升学主义为特点的社会功利心态,恰恰阻碍了以品德养成为目标的国学教育的发展。
如今,国学文化的回归,碰到的是一个几十年来发展以指标、分数和表面成绩为衡量标准,没有道德参与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国学文化面临的,恰恰是要打破这一切带来的不良思维在人们思维里的碉堡。
“每个人的学科知识可以调整,但做人的基本信条不能随意调整,也不容易轻易树立,因此,教学生做人的国学教育也要坚持长期教育。”原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杨春茂说。
董金裕则只发出一句提醒:大陆在找对了国学教育的目标和方向以后,重要的便是坚持和长期经营,“国学要的是和风细雨,而不是急风暴雨,否则大地是不吸收的,反而会有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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