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祥同说,当年家里的地只种一季棉花,父亲就是靠种棉花领回2000多元奖金。
杨呈海(右)和大儿子、孙子的合影。(翻拍)
34年前,山东茌平农民杨呈海依靠包产到户种棉花获奖2000多元被记录进新华社一张照片里。这张照片,一下子击中了时代绷得最紧的弦。
那个年代,山东版“小岗村”——茌平县博平镇杨庄村“渐进式”包产到户,引来如潮的反对和指责,引发了一场改革与否的争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让杨庄村的改革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吹散改革的迷雾,指引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改革就此推向全国。
“杨庄闻名十里八乡,就因为杨呈海”
初秋的鲁西平原,已有些许凉意,当年名噪一时的茌平县博平镇杨庄村,大片大片的玉米绿意正浓,在阳光下恣意生长。
“想当年,俺们杨庄闻名十里八乡,就是因为杨呈海。”72岁的村民杨呈圣说起当年,仍然非常激动,“可惜,呈海得奖后没几年,就得癌症去世了。”
杨呈海的大儿子杨祥同今年50多岁,他还记得,1980年,父亲卖棉花回来,说由于自家棉花产量在村里是最高的,镇上奖励了2000多元钱。
杨呈圣也证实了这一说法,那2000多元确实是奖励的钱,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
杨呈海的妻子杨玉环今年已80岁,患有脑血栓,走路要扶着一个自制的木质小车。
对于当年的事,杨玉环只能片段化地记起一些。她说,分地那一年,她家人多,分到了13亩地,全都种上了棉花。一家人没日没夜地操持这些棉花地,才有了一个好收成。
“那时候,去镇上棉厂卖棉花,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有时排一天也排不到,只好把棉花拉回家,第二天再去。”杨祥同说,父亲把钱拿回家,一家人很是兴奋,但没有声张。
这笔“巨款”的具体数额,杨祥同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家里用这笔钱中的800多元买了一头驴,还花160多元买了一辆洋车子(自行车)。“当时能有一辆洋车子,可牛气了。”
杨祥同回忆说,父亲喜欢交友,跟驻村的技术员混得熟,学到了一些棉花管理“真经”,这也是棉花种得好的关键。可惜,包产到户后也就七八年的光景,父亲才50岁就去世了。
分地?那不是走回头路吗?
对于当年的事,杨呈圣记忆犹新。他说,包产到户之前,村里人穷得叮当响,住土房、吃糠咽菜、穿老粗布。
“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男劳力出一天工计10分,女劳力计8分。”杨呈圣说,结果就出现“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反正是集体的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也差不多。
据《茌平县志》记载,1978年,小麦平均亩产才首次突破100公斤。
粮食根本不够吃,村民想尽各种办法,高粱、地瓜叶、树叶都弄回家吃。杨呈圣的妻子回忆说,村里有一户家里人多,吃光了一个麦秸垛。
上世纪70年代末,杨庄村民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安徽小岗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村里顿时炸了锅。
“分地?那不是走回头路吗?还有这回事?”杨呈圣说,当年村里人都不敢相信“分地”一事,不是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路吗?咋又单干了呢?
面对很多社员的反对,几个干部建议,既然土地暂时包不了,就包管理权:种什么庄稼由公社统一决定,但庄稼包给社员个人管理,按照收成计工分,多劳多得,收获时公社现金收购。
尽管仍有质疑的声音,但这种“渐进式”包产到户还是推开。第一批自愿“改革”的社员接到了责任田,杨呈海便是其中一个。
分地后,村里立马换了一幅景象:每天天刚亮,每家每户就到自家地里干活。当年主要种的是棉花,由于需要蹲在地里打岔、捉虫,得一点点往前挪,杨呈圣笑称自己是“地委”的。
管理权的承包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杨呈海领到2000多元的奖金,震惊了社员,大家纷纷要求承包土地管理权。
小平发表讲话,村里包产到户顺利推进
杨呈海破天荒地领到2000多元的事情,被当时在杨庄村采访的新华社山东分社摄影记者李锦用镜头记录下来。
杨呈圣说,大约是七八年前,李锦还到村里去回访,他是负责接待的人之一。那时候,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当年引起轰动的新闻照片,“照片上的呈海很瘦。”
因为图片说明中有一个“包”字,照片一经发出,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声音铺天盖地而来。
新华社收到了数十封群众来信,甚至出现了11人联名写信质问:“我们认为这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你们究竟要把中国引到哪个地方去?”
来信特别提出对“包”字的愤慨: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文件明明讲“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报道强调包产到户,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应该得到处理。
当时,对包产到户拥护者少、反对者多,犹豫观望者更多。幸运的是,茌平县委以“情况属实”应对后来成立的调查组。
李锦因长期致力于农村报道,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被邓小平评价“你有发言权!”
经过充分调研,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吹散了迷雾,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和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将改革推向全国。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杨庄村人像是吃了定心丸,从思想上开始接受包产到户这一新生事物,包产到户得以顺利推进。
1981年后,全县实行公有户营“大包干”,生产队根据各户的劳动力、人口,把土地承包到户,农户按照计划自由安排种植。收获后除完成上交农业税和集体提留外,余者全归户有。
棉花产量翻倍,迎来全国各地考察团
那几年,全国各地陆续有考察团来到杨庄村学习考察,杨庄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名噪一时。
在当年引起轰动的大事,如今已难觅亲历者。记者在茌平县辗转寻找,县委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很是为难地说:“这些年领导已经换了好几届,有人早已离开茌平,甚至有人已经去世了,根本无从找起,当年的报道也没有存档。”
但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杨庄村棉花亩产量翻了一倍,由此前的五六十斤增加到一百二十斤,最高亩产甚至达到了一百五十多斤,是当时茌平县亩产棉花最高的地区。
社员种植棉花的热情空前高涨。杨呈圣说,“那时候除了拿出很少一点地种粮食外,其余土地全种棉花。”
根据《茌平县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行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户自管自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棉产量逐年提高。
改革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村里人不再挨饿,家家户户不仅能吃饱肚子,还有了钱,开始翻盖新房、添置“大件”。
杨呈圣的妻子说,当时村里有了钱,还买了一台大彩电,一到晚上全村人围在一起看电视,那场面可壮观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提起邓小平,杨呈圣和村民们仍然心存无尽的感激。尽管他们不会说太多大道理,但能把他们从吃不饱、饿肚子中拯救出来,都归功于邓小平推行的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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