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悼念沈性仁
2014年09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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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泛滥。
十几年前我在研究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夫人沈性仁是个不同寻常的知识女性,只是因为资料有限没有继续研究下去。最近翻书,看到金岳霖悼念她的文字,觉得特别感人,再加上近年来又看到她的一些资料,觉得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沈性仁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名叫沈秉钧(号叔和),此人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曾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她的大姐沈亦云是著名外交家黄郛的夫人,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曾有《亦云回忆》问世。胡适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亦云回忆》中有“二妹性仁”一章,对沈性仁有详细介绍。亦云说:“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学、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依赖则妨进步。’”寥寥数语,把一位识大体、懂教育的母亲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沈家四姐弟及其配偶在民国历史上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
亦云还说:“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辛亥革命时,“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此情此景,颇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况味。
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她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转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她与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又名《少奶奶的扇子》)、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人常生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女士。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子。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了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
抗日战争期间,沈性仁与丈夫住在重庆李庄,由于气候潮湿不利于养病,她前往兰州养病,因为她的弟弟沈怡在那里工作。不幸的是她竟然在那里去世,享年48岁。
沈性仁去世后,在朋友圈引起极大震动,其中最悲痛的莫过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了,为此他写下了《悼念沈性仁》一文。老金说: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就好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到我稳下来时,又只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我总不大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友谊多么深厚。
紧接着,老金以书信为由谈到对方的才华。他说:性仁给他写的信“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看她的信总是如见其人。有时你也许感觉她连信也起草稿,有时你明知道她是顺手写来,可是无论如何信总是那么有条有理。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对于事理的辨别能力如她那样大的很少。我常常劝她写论事文章,虽然明知道她是不会写的,因为她另一方面的性格不会允许她写”。
老金还说:有一次我们因为敌机轰炸谈到了死,我说“我不愿意在最后胜利降临之前死去”,但性仁却没有那种“躬逢其盛”的心理。她认为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已经确定,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等它实现呢?这种颇有哲理的想法特别耐人寻味。
作为老朋友,老金还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沈性仁的个性。比如:她虽然是个很单纯的人,但是认识她要费相当的时间；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怕人,是因为害怕别人给她难堪,也害怕自己给别人带来痛苦；她很雅,却不追求雅,甚至反对雅……所有这些,不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贵族精神”吗?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泛滥。在这种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索取和寡廉鲜耻的炫耀,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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