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泰山梦”
2014年10月0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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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郢
近代百年中国巨变,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风生水起。作为传统山岳文化代表的东岳泰山,也经历了一番时代大潮的洗礼。许多学者不仅对泰山文化进行了反思、论辩与评估,更对泰山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考与创议,如设立管理局、架设索道、建博物院等,无不具有超前眼光；而设泰山大学、定泰山为“国山”、在泰山下建中华新都等,其构想大胆独到,振聋发聩!今钩稽史档,试加介绍,以“述往事”而“思来者”——
设立“泰山管理局”
泰山被历代王朝尊为“宗山”,对其管理十分严格,自秦汉以后,先后设置“泰山司空”(秦)、“山虞长”(汉)、“岳令”(唐宋)、“巡山侍”(五代)等官,以掌山林事务。明清时分由州、县或府、县管理。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变化,原来数官共掌、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已严重阻碍了泰山的保护与开发。有鉴于此,民国之初,学者傅增湘提出了设立“泰山管理局”之议。
傅增湘系清光绪进士,民国时任教育总长。其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重游泰山,前后历三日。傅氏目睹其时古迹名胜或岁久失修,“游屐鲜过,寖成废区”；或“风霜水火,崩圮时闻”；更有历代庋藏、近世出土之珍品,“皆不加厘叙,任其佚遗”,深感管理之不善、官吏之失职。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在游记中提出了“仿古代山虞之司,参以近今管理之制”,设为专局,特置官司以掌泰山的构想:
“余以为应仿古代山虞之司,参以近今管理之制,设为专局,特置官司,划分区域,类别条流。凡属山中古迹胜区,钜细不遗,咸加籍记,公私所属,各专责成。其经画大端则拓道路以利通行,疏溪涧以富泉源,禁樵采以护山林,设馆舍以便游人,辟山庐以营市集,辑新志以广播扬,写图画以彰景物。屋宇之属,存者量为葺治,废者表其旧基。碑碣之属,完者严禁磨劖,佚者广为搜剔。灵祠香火,仍其土风,海客侨居,亦受约束。资财则出于国帑,而助以邑钱；官吏则一其事权,而参之舆论。树此伟画,斯复壮观,倘假以十年之期,自巍然为五岳之长。然兴革之际,异议或滋,利害所关,群情多沮。持正论以助鸿功,端有赖于郡邑之贤士大夫,余将引领而望之矣。”(傅增湘《岱岳重游记》,载《藏园游记》卷六,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171-173页)
傅增湘拟议的“泰山管理专局”,是一个合林业、水利、交通、旅游、文物、工商、文化出版于一署,集管理、保护、开发、建设和研究于一体的行政机构,经费出于财政,官吏统一事权。作者认为,此议若行,假以十年之期,泰山之面貌定焕然改观。不过,在府院政争、军阀割据之时局下,傅增湘虽居教育总长之尊,但这一远见深思却正如其所预言,因“利害所关,群情多沮”,未能得到社会各界响应。终民国之世,设立“泰山管理局”皆流于空论。直至1985年,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对泰山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傅增湘七十年前的创议,方才得以初步实施。
创办“泰山大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泰安出现创办“泰山大学”之议。
民初山东的大学教育相对落后,全省未设一所公立综合性大学,当民国十一年(1922)教育部新学制颁布,放宽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限制之后,省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办大学热潮:除当局将六所专门学校合并为山东大学外,又有胶澳商埠督办创办私立青岛大学,王鸿一等发起创办曲阜大学,北大教授梁漱溟等拟办曹州大学。在此“大学潮”中,“泰山大学”之名也横空出世。
此议由泰安士绅李恩泰率先提出。光绪《泰安李氏家谱》(沟头支谱)卷二《二支再分系》记其人云:“恩泰,字锡宸,又字陛臣。从九品。幼为养子,及长,待人忠厚,论事慷慨。”恩泰民国时历任泰安戒烟所所长、道德重整会会长、世界卍字总会泰安分会会长,热心公益,在时局动荡中,苦心维护地方安宁。王次通《北崖父子遗文序》中誉其人“乡时称长者,喜任事,邑中婚丧大徭役,往往主之。尝于战役中冒锋镝,谋和平”。
泰安教育,自清末知县毛澂振兴之后,“彬彬乎学风之盛,甲齐鲁矣”(清陈荣昌《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加之又系泰山所在,堪称文化重区,故李恩泰有创办大学之思。李与著名教育家、原省立二师校长范明枢为亲家(光绪《泰安李氏家谱(沟头支谱)》卷二《二支再分系》:“恩泰……女字城西元宝街范公炳辰男印昌”),此议得到范公鼎力支持。据李恩泰之孙、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台南分会会长李枫林先生回忆:“先祖曾有设泰山大学之议,校舍设岱宗坊附近(原县师),甚得范(明枢)、赵(新儒)二老赞同。”(李枫林先生1993年10月17日致周郢信函)
李枫林所述“岱宗坊附近原县师”,系指位于岱宗坊西之慈善院(系原清白鹤泉行宫故址。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曾于此设泰安师范讲习所。后“二十二年(1933)又从山麓慈善院,移天书观为今校”(《泰山天书观师范讲习所教学大纲·学校行政》)。李恩泰拟利用讲习所所遗校舍,加以扩建,作为新建“泰山大学”之校址。但事宜尚在筹措中,便遭逢“七七”国变,泰安沦陷,范明枢流亡乡村参加抗日,李恩泰则赍志以殁,“泰山大学”遂成泰安人的未圆之梦与未了之业。
定泰山为“国山”
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政府颁布政令确定梅花为民国“国花”,众多的“国”字号议题由此被提上论坛。其中最早提出“国山”之说者,为著名学者易君左。易氏面对日寇侵逼、国难日亟的现实,认为若想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必须推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物——“国山”:“吾人欲请定泰山为国山,正因泰山足以代表中国之国魂”。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与王德林同撰《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以洋洋万言,论述泰山“具有刚健中正四大德性,尤应定为中华民国国山!用泰山的精神消灭富士山之魔影!”指出在祖国群山众岳之中,“求能气魄伟大,形态庄严,傲首嶙峋,丰姿华灿,而又与吾国历史文化及固有道德有密切悠远之关系,且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外,将何所求!”进而要求“山东省党部、省政府会衔,呈请中央,定泰山为中华民国国山”(笔者近对《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予以校注,已由泰山文化协会刊出)。
“国山”之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泰安乡村师范校长徐瑞祥参选国民大会代表,以“定泰山为国山”作为议案。“国山”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国人对泰山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揭示。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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