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和他的文学知音
2014年10月2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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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曾说过:“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因此,绘画与文学创作总有许多互通之处,画家与作家也总有许多追慕欣赏、惺惺相惜,而两个领域也从不缺乏跨界友谊,其中,艺术圈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友谊故事当属左拉与马奈。1865年展出的马奈作品《奥林匹亚》以其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评论界和新闻界的猛烈攻击,被咒骂为“无耻到了极点”,而以左拉为首的进步作家则为马奈喝彩,左拉甚至曾预言,马奈将在卢浮宫占一席地位。这场争论使得马奈名声大振,一批年轻画家聚集在他周围努力探求新的艺术风格与手法,马奈也无形中成为这些印象派画家的领袖。在现当代文学美术史中,许多画作成为作家感悟生活、诠释艺术、传达观念的引子和对象,有的隔空对话,有的仰慕追随,许多的互相欣赏痴迷,动人情节令人们遐想。
鲁迅:将珂勒惠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在中国,鲁迅的意义不止是文学家、思想家,他还在1931年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让众多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产生了第一批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家。在众多国外艺术家中,鲁迅十分欣赏珂勒惠支的作品,成为珂勒惠支版画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1931年9月20日出版的《北斗》创刊号上,有一幅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中的《牺牲》,便是鲁迅为纪念“左联”柔石等五烈士特意选刊的。珂勒惠支的作品题材多以表现工人、农民的苦难、饥饿、疾病、死亡、挣扎和反抗、斗争,如组画《农民战争》中《磨镰》、《反抗》、《俘虏》和《纺织工》、《团结就是力量》、《纪念李卜克内西》等,鲁迅对其作品的评价是:“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声,挣扎,联合和奋起。”除此以外,鲁迅还曾托史沫特莱先后购得珂勒惠支亲笔签名的精拓品组画《织工的反抗》、《农民战争》等并陆续发表于刊物上,自费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将版画集送给当时国内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珂勒惠支的作品在中国的首次展出的作品也是由鲁迅提供的,期间,鲁迅还曾经和画家有过通信。珂勒惠支的版画和素描,人物形象生动真实、用笔刚劲、单纯统一,富有感染力,经鲁迅先生介绍后更加广为人知,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毛:痴迷毕加索笔下美的表达
向来特立独行的作家三毛,幼时曾随顾福生等先生习画,更是痴迷、膜拜毕加索的粉丝,她头痛于“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忍受着美术课“画不像”的奚落,专爱看毕加索的画册。三毛在《倾城》中记述自己小时候“看的第一本画册,一巨册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卡索的平生杰作······看见毕加索的画,惊为天人。这就是我想看的一种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我心深处的生命力和美。而我,也想有一个愿望,我对自己说:将来长大了,去做毕卡索的另外一个女人。急着怕他不能等,急着怕自己长不快。他在法国的那幢古堡被我由图片中看也看烂了,却不知怎么写信去告诉毕卡索,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孩子急着要长到十八岁,请他留住,不要快死,直到我去现身给他。这一生,由画册移情到画家身上,只有专情的对待过毕卡索。他本人造形也美,而且爱女人,这又令我欣赏。毕卡索画下的女人,个个深刻,是他看穿了她们的骨肉,才有的那种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美,只有艺术家才懂的一种美。”对三毛而言,毕加索才是最能深刻表达“美”的艺术家,后来,三毛去到毕加索的故乡欧洲学习、生活,依然在追随这位大师的足迹,“许多年过去了,西柏林展出了毕卡索性爱素描的全部作品。我一趟一趟的去展览会场流连,方知性爱的极美可以达到画中的那个深度。那不只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教给我唯一的感动,那又是毕卡索的另一次教化。过了又几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城成立了毕卡索美术馆,我又去了那儿,在一幅又一幅名画真迹面前徘徊不舍。”
林清玄:塞尚蓝苹果引发人生思考
著名作家林清玄也是对艺术颇有研究的人,据说其一直想当画家,早年也摸过画笔,后来才走上写作道路,决心以文字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林清玄在《光之四书》其中的《光之色》中就分析到了西方油画的色彩,并由此展开对人生的所感所悟。他写道,“当塞尚把苹果画成蓝色以后,大家对颜色突然开始有了奇异的视野,更不要说马蒂斯蓝色的向日葵,毕卡索鲜红色的人体,夏卡尔绿色的脸了。艺术家们都在追求绝对的真实,其实这种绝对往往不是一种常态。我是真正见过蓝色苹果的人。有一次去参加朋友的舞会,舞会不免有些水果点心,我发现就在我坐的位子旁边一个摆设得精美的果盘,中间有几只梨山的青苹果,苹果之上一个色纸包扎的蓝灯,一束光正好打在苹果上,那苹果的蓝色正是塞尚画布上的色泽。那种感动竟使我微微地颤抖起来,想到诗人里尔克称赞塞尚的画,是法国式的雅致与德国式的热情之平衡。设若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苹果,那一刻,我指着那苹果说:苹果是蓝色的。他必然要相信不疑······灯光变了,是一支快速度的舞,七彩的光在屋内旋转,打在果盘上,所有的水果顿时成为七彩的斑点流动。我抬头,看到舞会男女,每个人脸上的肤色隐去,都是霓虹灯一样,只是一些活动的碎点,像极了秀拉用细点的描绘。当刻,我不仅理解了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种种,甚至看见了除去阳光以外的真实。艺术背叛了阳光的原色,生活也是如此。”
许地山:
徐悲鸿收藏《八十七神仙卷》的见证者
在解放前的众多文人轶事中,徐悲鸿与许地山的友谊为人津津乐道,徐悲鸿收藏国宝《八十七神仙卷》,也是经许地山介绍、发现的。1928年,徐悲鸿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同年,许地山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两人结识成为挚友。后来,徐悲鸿在香港举行画展,许地山热情邀请徐悲鸿住在他的家中,并介绍其去看一位夫人收藏的字画。这位夫人的父亲曾在中国任职,收藏了不少字画作品,而她对中国画一无所知。在欣赏这些收藏佳作时,徐悲鸿眼睛陡然一亮,看到了一幅白描人物手绢——《八十七神仙卷》,线条优美飘逸,意境深邃辽旷,令人遐思万千。在深褐色的丝绢上的87个襟飘带舞的人物全用白描手法,整幅画卷看起来却满纸生辉。当时,徐悲鸿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的艺术绝品,兴奋不已,执意买下,并精心地刻了一枚“悲鸿生命”的印章钤于画侧,事后与许地山共同庆贺,而许地山也以此为最大乐事。两人相知交好,徐悲鸿还曾特地为许地山绘制一幅肖像,以作纪念。许地山得此佳作,十分珍视,时时欣赏,也成为两人真挚情谊的最好见证。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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