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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
初中时,我课余时间在市少年宫的航模组学习,一次,指导神秘兮兮地说,我们要去听北京来的导弹专家的讲座——哇!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因为火箭、导弹,那都是保密的啊!不过讲座的地点一点儿也不保密,指导带我们去了大光明电影院楼上一个黑乎乎的房间,专家给我们讲了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故事(这算什么,他的书都被我读烂了),还介绍了导弹的原理和发展趋势(这些倒值得一听),还放了小电影,不过现在早没印象了。然后指导说,现在到楼下看电影。我们下楼的时候正值电影散场,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我诧异的是,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极度兴奋的表情!他们看了什么?终于开场了,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大字出现在银幕上,全场观众都惊叫起来,我觉得整个胸膛都在通通地跳。
后来我进了古运河边的一所师范学院从事国际共运的翻译研究,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新与旧的碰撞,我热切盼望能听到新的声音,可是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系里请来的专家到了那里,认为天高皇帝远,便信口开河、不着边际。一位北京来的“学者”当着全系老师,敞着衣襟,满嘴牢骚,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竟说某某的剩余价值理论仅仅是一个假说……从此我对所谓专家学者感到失望,有什么讲座也不打听了。但有一次系里说有一位美国专家的讲座,我心里一亮,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精神可嘉,去听听吧。果然,汤姆逊先生温文尔雅,他是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他先谈了自己当教授的感受,他说教授的工作看似轻松,其实不然,除了教学,他每年至少还要出一本书,因为你要在同行当中保持靠前的位置,否则,职位就会旁落。是啊,美国没有铁饭碗,竞争是人家的法宝。我大胆用英语提了个问题,你们用什么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呢?他说,用计算机。我愕然。我们搞研究,都是在图书馆里像大海捞针一样搜索,把认为对得上号的东西翻译、摘抄下来,然后在论文里加以“阐发”,把论文变成一篇用引文证明和证伪的“大拼盘”。可汤姆逊先生说,美国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都要搞调查,然后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用一些百分比来说明社会问题。中美之所以不同,原来是在方法上啊。
苏联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系里邀请了彼得堡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做讲座,为了表示对讲座的重视,特意请学院机关的干部出席听讲。教授准备得很充分,把苏联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形势,还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对垒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分析得很透彻,可他讲了不多久,听众中已经鼾声如雷,一看,都是学院机关的干部。唉,难得的机会,对一些人是了解的机会,对另一些人呢,恰是无拘无束打呼噜的机会。这时教授讲到一个词deficit,从中央编译局请来的女翻译忘词了,我连忙说,是“赤字”,不料中间休息的时候系里有人示意我不要多嘴,女翻译也抱怨我不该插嘴,哎,我不就知道这么个“赤字”吗,多什么事呢?
来到山东师大后,我突然发现,听讲座是学生的事,教师是做讲座的。由于我不担任教学,只管海外考试,所以我的讲座都在外校,说是讲座,无非是推销考试,听众虽踊跃,但总觉得只有知识性,没有学术性。看着人家一只胳膊肘支在讲台上,手托着下巴,歪着脑袋念“一……,二……,三……”下面两百个学生刷刷地记,心想,这样的讲座也无所谓的,但心里仍不免有个疙瘩,什么时候我也做个讲座呢?直到我完成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集的翻译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决定做一个讲座。我把讲稿改了又改,然后贴出海报。讲座那天我早早把教室打扫干净,检查了桌椅和灯光,还在门口贴上告示。我提前来到教室,以为会看到很多人热切的目光,可我怔住了,只有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却拿着一把椅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多了没座位。我依然激情昂扬地讲,讲荷尔德林人生的艰难,他对诗歌的矢志不渝、对爱情和人生的纯真和热情……讲了整整两个小时。结束的时候,音乐学院的一位女生问我,这样的讲座以后能不能多开?我说,我不知道。只有翻译了这个诗集之后,我才能讲诗人和诗,否则,我讲什么呢?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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