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受访者供图)
聂辉华认为,“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贪官自杀对贪官本人和家属都是一种损失,对纪检机关反腐败也是一种损失,对法治建设也是一种减分现象。”而要减少贪官自杀的现象,就要提高贪官自杀的成本,或者降低自杀的收益。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已经不是聂辉华第一次用经济学分析社会政治问题。他说,经济学者比较谦卑,从不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说,而是靠理性讨论,这有助于务实地制定政策。
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
［聂辉华尝试解答了两个问题:既然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官还要选择自杀?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显上升?“畏罪自杀”背后,他认为自杀官员的收益至少有三方面:消除罪证,保护同僚；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免受侮辱,保护名声。］
对官员自杀一直缺乏专业研究
齐鲁晚报:聂教授,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写一篇贪官自杀成本受益分析的文章,您的初衷是什么?
聂辉华: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关注官员自杀问题。第一,官员自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官场现象。在过去的十年里,平均每年大约有10个官员自杀。特别是最近三年,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有将近60个官员自杀,其中2014年竟然有39人。
第二,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专家从经济学角度理性地分析官员自杀问题。最近媒体披露,中央要求各地上报“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说明中央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既然官员自杀问题很重要,又缺乏专业研究,我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腐败问题的学者,当然会高度关注。
齐鲁晚报:十多年来,自杀官员有一百多位,当然不排除有不少自杀官员因为当年媒体不发达等原因没能进入公众视野,不过这个样本按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大,据此来探讨自杀的收益问题是否科学?
聂辉华:看一个观点是否科学,不取决于样本多少,而取决于样本是否有代表性,以及相关的理论假设和推理本身是否科学。我依据的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人假设,这个假设被所有经济学者接受,因为它对现实的要求最低。同时,我们的推理也符合逻辑,并且结论是可以被证伪的。这些都是一个科学理论具备的基本要素。
齐鲁晚报:最后得出的实际结论与人们的预想有没有差异?
聂辉华:我的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几家重要媒体转载时,居然没有什么反对的评论。换作我以前的一些文章,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人站出来反对和叫骂,但这次没有,这也说明我的观点符合常识和直觉,我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私下里,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他们也都同意我的分析,贪腐官员自杀的原因基本上被概括在我那篇文章里了。
［在聂辉华看来,由于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包括个人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以及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冷酷甚至残酷的结论,但也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官员自杀体现“显示偏好公理”
齐鲁晚报:在分析调查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或者障碍?
聂辉华:我写那篇文章的材料全部来自公开的媒体报道。主要的约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涉嫌贪腐官员的材料很难找到,无法进行更准确、更专业的经济学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根据小样本材料和案例分析进行推理。
齐鲁晚报:在做具体的自杀收益分析时,有没有进行过量化,或者针对某个自杀官员进行收益分析?
聂辉华:我没有对每个官员的自杀收益进行具体量化,因为现实中很多收益很难量化,而且目前的样本太少,难以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当然,是否能够量化从来不是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前提,也不是必要条件。例如,我们无法准确量化一个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但是不妨碍我们分析消费者的最优选择行为。关键在于,人们是否面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行为是否体现了某种规律性,经济学将这种理论预设称为“显示偏好公理”。我认为,对官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满足显示偏好公理。
不同于一般的评论文章,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技术地说是“可证伪”的,这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线。比如,我推测女性官员更看重家庭,因此自杀比例较低,这可以用过去以及将来的数据进行验证。
齐鲁晚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官员自杀收益分析,有没有可能建立经济学的公式或者数学模型?
聂辉华:我那篇文章仅仅是一篇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评论文章,因此没有建立严格的数学模型。不过,国外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曾经利用博弈论建立了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分析青少年的自杀问题。理论上,只要涉及选择问题,经济学家就可以建立模型或者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我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者看来是很正常的。
［聂辉华一直坚持用经济学视角看待社会问题,他研究腐败,指出党委、政府、交通、司法及国企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严谨,有数据,有逻辑,有证明,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腐败,从腐败机制上讲,会更强调经济激励。因为腐败也有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如果能提高腐败的成本,减少腐败的收益,就会减少腐败的出现。］
减少犯罪,可从违法成本上下手
齐鲁晚报: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您不仅关注学科本身,还非常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您是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的?
聂辉华:我很早就立志“做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包括三个方面: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对公共事务有所参与,对开启民智有所作为。
其实,中国很多学者都有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用宋朝张载的名言概括起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提到的三个方面与此类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公共空间,或者说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公共舆论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以专业研究为基础,以人文情怀为切点,但现在很多网络观点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为此,我仍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者。只是因为我所在的人大国发院是一个新成立的智库,所以我才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
齐鲁晚报:法治中国倡导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用经济学来分析社会问题,对推进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有哪些积极意义?
聂辉华:经济学适用于分析所有的选择行为,研究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人犯法了,经济学者不是去一味地谴责当事人品德差,而是假设这个人和正常人一样是自利的,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我们要分析导致他违法的约束条件,包括成本和收益是如何形成的。例如,可能他违法是因为法律的惩罚太轻了,或者他生活太贫困了。这样才能剖析他违法的原因,从而从政策上减少导致人们违法的收益,增加违法的成本,最终减少违法现象。
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者其实比较“谦卑”,从来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价别人,而是设身处地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一般办法。
如果这个社会懂经济学的人更多了,至少人们讨论问题会比较理性,制定政策会比较务实,这当然有助于依法治国和社会进步。我之所以花费很多精力来写经济评论或经济散文,就是认为在中国普及经济学可能比创新经济学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尚处于启蒙时期。
齐鲁晚报:现在社会的思想比较多元,即便在经济学领域,很多专家发表的观点都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您怎么看待?
聂辉华: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其他专家,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观点都很正常,我们要习惯,毕竟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导致专家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大家信奉的理论学派和理论假设不同。比如,有人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是有价值的,但芝加哥学派可能就不同意。第二,大家对一些基本事实的经验判断不同。比如,有人认为目前货币超发了,但另一些人认为货币并没有超发,其实是否超发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很可能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流通中的货币量究竟是多少。第三,大家关注的利益群体不同。有人更关心低收入者,有人更关心中产阶层,这些都会导致提供的经济政策有分歧或者冲突。有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空间,要形成一个诺奖得主科斯说的“思想市场”,彼此竞争,真理才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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