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十年,七点感悟
2015年02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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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按照传统观念,一过春节我就进入古稀之年了。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就是不让,他们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我把电影票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天,平均每天看一场。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陆影片,还有香港地区影片和译制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兴趣。初二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作文还说得过去。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渡过难关。
后来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便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但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也不是一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坚持读书,等待机会。苦熬七八年以后,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当时父亲问我:“你不是不想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
话虽狂妄,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学一直停办,所以“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蔓延到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
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放弃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
“文革”结束以后,我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有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研究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科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腐败。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三不主义”。这样一来,我虽然在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上受到很大影响,在思考、研究和写作方面却获得解放。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和《八位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到台湾开会。去年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韶兴、南昌、温州和山西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虽然不大自由,却也开阔了眼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岁买车,如今已经是老司机了。我想开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长度无法控制)。有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过承德、围场、秦皇岛、北戴河等地。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便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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