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崇尚文化,生活再艰辛也支持孩子们买书、读书。沐浴在这样伟大的母爱中的孩子,自然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有营养的知识,最终成为一位作家。由此可见,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家庭教育中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绝对不是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指引正确的人生方向。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
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后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的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